1945年1月1日，因为救过两名英国军官的性命，克里斯蒂娜·格兰维尔被授予乔治勋章。因为她救过索伦森少校，法国授予她战斗银星十字勋章，勋章的背面刻着泽勒将军对克里斯蒂娜的表彰。

克里斯蒂娜最迫切的愿望是回到波兰。1945年，当她听说她的朋友帕特里克·豪沃思（上次还是在莫诺波利的时候见过他）在华沙的英国大使馆就职时，就给他发了封电报，敦促他在华沙给她找份工作。“我马上就去找我们大使，”忠诚的帕特里克说道，“我把有关克里斯蒂娜的传奇故事告诉了他，比尔·卡文迪什·本廷克非常乐意雇用她。我高兴极了，即刻写了封信，并寄给了外交部。但是，外交部不同意，所以我只能如实告诉克里斯蒂娜，她听后极其失望。”

1944年10月，在开罗的大陆宾馆，克里斯蒂娜遇到了一个年轻人。后来，这位年轻人成为了她很要好、很信任的朋友。迈克尔·邓福德少校是个英国人，是位雷达和通讯专家。他以前在中东四处旅游，曾效力于英国议会。1942年，由于他的文官才能，得以效力德黑兰最高级会议，担任新闻界和公众活动的安排工作。

邓福德少校立即就被克里斯蒂娜迷住了。但是，在他们相遇的时候，她还没有从情感的伤害中恢复过来，对于将来要和谁去谈婚论嫁，她根本就无法确定。虽然在意大利惨败之后，她和安德鲁之间曾有过一道裂痕，但不管怎样，克里斯蒂娜还是希望可以和安德鲁和好如初。

克里斯蒂娜呆在英国驻中东部队统帅部下属的行动部门，直到复员为止。1945年5月11日，克里斯蒂娜放弃了在英国空军妇女辅助队的工作，部队给了她100英镑的退役金。随后，感激的英国政府就把她忘得一干二净。

特种行动执委会，这个“机构”先前总是承诺会给她提供一些保障，然而，在对待他们出色的特工时，却是那样随随便便。克里斯蒂娜的祖国根本就没有做出任何表示来表彰她的英雄女儿。甚至在寻找最卑微的工作上，克里斯蒂娜都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她有很多忠心的朋友。然而，她的自尊心极强，加上自己又想独立，不愿成为别人的负担，因此，对于开始困扰自己的精神焦虑，她没有向任何人吐露。她对私事总是难以启齿，即使是她最亲近的朋友，对她的经济状况也是一无所知。

约翰·罗珀在德国一直呆到了1946年。同年，他进入外交部工作，并有幸得到了重组波兰武装部队的工作。就在这时，他觉察到，克里斯蒂娜在战争结束后把心思大多放在关心他人的问题，而不是自己的问题上。

1947年夏季，约翰·罗珀被调到雅典工作，但在他上任前，克里斯蒂娜已从中东返回，于是他便尽量抽时间去看望她。那时，约翰·罗珀和一帮朋友就开始忙碌，看是否能为克里斯蒂娜找到一份他们认为合适的工作。在这伙朋友当中，有两位当时工党政府的年轻部长，以及至少两名未来保守党的部长。他们想了许多点子为她找工作，但克里斯蒂娜却明确告诉约翰·罗珀说，凡是基于她在战争期间的表现而给她提供的工作，她根本就不打算接受。因此，他们的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了。

现在，克里斯蒂娜开始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有一段时间，她和安德鲁在一起。在结束汉堡的战斗之后，安德鲁去了波恩。保罗·哈克是波恩军政府的农业部长，他将安德鲁招进他的部里。最后，安德鲁打算在德国安家，对于这一决定，克里斯蒂娜完全不能接受。随后，她就只身一人去了法国南部。她有个年迈的穷姨妈住在那里。她认为赡养姨妈是自己应尽的义务。她在当地的一个房产代理商那里找到了一份工作，但过了一段时间，她认为这并不是自己所想要的那种工作。她的生活飘忽不定，而她最想要的就是安稳。

安德鲁说：“假如克里斯蒂娜有一份个人收入的话，她可能会在法国南部买一块地。房子也许会建在普罗旺斯的附近，或在山上某处。按她的想法，房子可能会建成普罗旺斯魔角旋转式的，屋子里既没有防潮层，也没有电灯。她决不会在屋里放满家具，但一定会养一群无家可归的狗和猫，还有一大群鸟儿。接下来，她就会躺在阳光下享受她的后半生。正如我所说的那样，她是个酷爱阳光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