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把王道加上了紧箍咒的《大宪章》其实是后来西方民主的一个重要前提，没有这个东西，西方之后的民主进程只靠几个启蒙运动思想家的理论，绝对不可能走的这样快、这样彻底。因此，从这一意义上看，宗教制约王道，客观上有利于社会进步。

没有制约的王道在特定条件下可能显现出积极的一面，比如在生产力比较低时期，集权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资源，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从而推动生产力。这也是为什么高度集权使中国在长达近1000年的时间内领先于西方。

但是，别忘了“特定条件”。这个条件就是，王必须是明王而不能是昏君。因为，没有制约的体制导致在体制内部没有办法产生自我修复的力量，要改朝换代，只有靠来自外部的革命。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的皇帝别管多么昏庸、多么残暴，永远不会在本朝代内，像英国的查理王、法国的路易十六一样，被推上断头台。除掉夏桀，只能靠商汤，同样除掉商纣王王也只能靠文王和周公。

因此，中国为除掉暴君所付出的社会总成本就比之西方大得多。所以，明君们殚精竭虑积累起来的财富，就在一代代王朝更迭的革命里毁于一旦。周而复始的打破重来的发展模式的结果正如艾丰先生说的，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勤劳智慧的中国人奋斗了几千年，换来的还是一穷二白。

覃贤茂点评:

池田大作在《社会与宗教》一书中谈道，在古代，政治与宗教在任何情况下都紧密的联系着，这种联系一方面带来了有益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产生了很大的癖病，此处可与萧然兄的这篇文章互作印证。

基于佛教本身的义理，佛教与其它的宗教，对于世俗与权力的态度有着很大的区别。作为佛教信仰者的池田大作，也是倾向于反对佛教与世俗权力过于紧密的结合。

在纯粹的宗教的意义上，超越国家的政治和权威，而获取和证明自身的价值，通过个体内省的修悟，明心见性，甚至成佛，我以为这是佛教比其它宗教更为纯粹和超越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