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难，在于写成经典、写出新知，在于写得伤筋动骨、黯然神伤，真正触及一家新型企业和一位企业家的内在密码。

我在华为发现了一个现象，即任正非似乎对与中国企业界、媒体交流、对话没什么兴趣，几乎不能想象任正非出现在电视、论坛上侃侃而谈的情形。我们这些在华为与媒体打交道的人，工作其实很简单。我们事实上做的就是对媒体的采访要求几乎千篇一律地拒绝，主要精力都放在苦口婆心地让他们理解、包容我们的拒绝上。以前我一直以为这是任正非的低调使然。然而，在和国外相关企业交流、对谈或向它们学习借鉴时，任正非却总是显得津津有味、兴致盎然，他对国外媒体相对来说也更为开放、坦诚和主动。看来，他与中国企业界、媒体的关系，根本不是低调与否的问题，似乎更是无话可说的问题。这是一个说起来不奇怪，但写起来却很难理解的现象。

抓住这个小细节后，我隐约感觉自己找到了写作难以为继的症结：中国缺乏众多卓越企业的案例，华为太过形单影只、太不像中国式企业，它缺少同类或同一档次的参照物。按理，对写作者而言，这不仅不是坏事反而是极为难得的优势，因为奇特的对象是写作好书最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是的，话没错，而且这将始终是写华为的一个优势。但是由于华为太独特，以至于描述它几乎必须处处使用不同的词汇—华为和别的企业、任正非和别的企业家，似乎不是同属性的，需要用不同的词汇去描述。如果用我们惯常叙述企业家和企业管理的方法去说华为，我们将看不出华为有什么特别之处。换言之，我们很可能没有足够的词汇和概念来解析华为及其创始人任正非。这是第二层次的难，语言表达之难。相信所有写华为的人都深深地受苦于此。

如果不用新的词汇和表达方式去描述华为，则很容易把华为和任正非类型化、一般化。而如果用华为的方式去表达，外人又不容易看懂，比如“干部管理四象限”、“关键绩效指标（KPI）体系”、“财务四统一”、“前茅”、“博士前”、“削足适履”、“品质是我们的自尊心”、“资源是会枯竭的，唯有文化才能生生不息”等。当然，我们直接听任正非的讲话、看他的文章，马上就可以感受到华为丰富的内涵和实质，但一旦换别人去表述，感觉马上就变了味、去了彩，要么味同嚼蜡，要么像我碰到的那位出租车司机那样，使劲儿吹牛，胡乱联系，还让别人听不明白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