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6月，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美国众议院听证会上遭遇到了最严厉的公开指责，国会议员表达出对伯南克于2008年年底在应对金融危机的一些做法上的强烈不满。众所周知，国家赋予美联储的主要职责就是要求其发挥货币政策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为此，美国政府给予美联储主席“凌驾”于政府之上的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当然，老百姓自然也就会担心美联储是否会滥用这种“独立性”而牺牲纳税人的利益。用现在学界一句时髦的话来说，就是谁来“监管”监管者？

在此之前，美联储达拉斯分行行长理查德·费希尔（Richard Fisher）来华访问期间，在与中国经济学家座谈的时候，他曾经开玩笑地说，美国人民并不担心美联储为了救市所采取的购买美国国债的举动，而是担心盖特纳和伯南克这两位人物站在一起出现在公众面前！因为那样的话，就意味着美联储完全丧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伯南克成了盖特纳的傀儡！即财政部为了挽救政府救市的过失，可以任意摆布美联储去印发他们所需要的钞票。这次问题（美国银行收购美林证券）的起因曾一度被认为是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2008年年底指示刚刚上任的伯南克利用其掌控的货币权限去做这桩“拿不上台面的事情”。因为不少人认为出身于高盛的保尔森对投资银行情有独钟，最有可能拿纳税人的钱去救助导致这场全球危机的始作俑者。虽然这次调查“局限”于伯南克个人当时的决策行为，但是，这对他本人一直想通过美联储集体决策机制在公众中建立起一个“公平公正”的大众形象的这一愿望，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影响。这一事件甚至关系到今后美联储作为中央银行所应具备的大众信誉的高低和由此带来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如果受到很大影响，伯南克自然就要打包回府。

从这次事件中，我们可以注意到伯南克和他所领导的美联储将面临三方面的挑战：首先，如何处理好“稳定”和“公平”的关系。在2008年年底严峻的流动性危机面前，扮演“最后贷款人”角色的美联储，为了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不让局部机构的破产问题演变成整个金融体系因为资金链的断裂而瘫痪的系统性问题，当时的及时注资是情有可原，甚至是义不容辞的。但是，如果在注入流动性的过程中，出于金融体系维护成本高低的考虑，让部分大银行率先获得流动性补偿，而其他金融机构无法获得同等待遇，甚至因为没有流动性而不得不走向破产，那么，这种“不公平”的处理方法不仅可能会造成市场效率的丧失，甚至会导致严重的道德风险，为今后更严重的金融危机埋下祸根。

其次，把握好市场监管和市场干涉的“度”。当然，以金融体系监管者的角度，美联储对金融机构进行适度的“窗口指导”无可厚非。比如告诉所有的金融机构，在流动性危机面前，如果不能想办法救助困难中的金融机构，以此遏制 “传染效应”，那么，市场流动性恐慌所造成的资金链断裂现象迟早会波及自己。于是，金融机构就会主动去并购那些濒临倒闭的金融机构，这对制止市场的恐慌行为是有一定效果的。在美国金融危机处理的历史中，也有过成功的案例。比如1998年遭遇到俄罗斯危机影响的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就面临破产的危险，当时正是美国金融机构意识到传染问题的严重性，主动站出来，共同筹资去并购这家机构的资产，才使得这条巨龙没有彻底倒下。不管怎么说，最终是否参与并购行为完全取决于商业机构自己的经营决策。如果美联储采取不当的行为，向金融机构施压，那么，市场就会对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产生巨大的质疑：是否因为美联储滥用政府的权力而使得它们之间存在肮脏的交易？这会不会导致未来金融机构（受政府保护和不受政府保护的）之间不公平的竞争？会不会使广大纳税人的财富白白地断送在官商权利交易上？这所有的可能性都是美国成熟的法治社会所无法接受的。如今伯南克的“过堂”就是要接受这方面的审查。

最后，建立个人影响力和捍卫国家利益之间的“协调能力”。作为中央银行的行长，发挥个人的魅力，与商业化操作的金融机构巨头周旋，是让货币政策畅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的威信就是他长期与金融机构周旋的结果。当然，即使在金融机构的层面建立起了这样的威信，还是远远不够，还得在金融机构的配合“作战”下，让大众真正看到政策的效果，从而让大家感觉到“伯南克说到做到”。在这种信赖的环境下，就会出现非常绝妙的效果，即美联储主席什么也不用做，只要他把自己想做的事让大家知道，人们就会形成与政策效果“同向”的预期。比如自动减少投资来配合央行反通胀的意图等。不过，这种威信的建立，需要前期一系列成功业绩的铺垫。任何一任美联储主席都想建立信誉，减少政策运行成本，提高政策的有效性，于是免不了会出现“急功近利”地获取成功业绩的行为。伯南克这次是否是“越权”干预机构的自行决策（以“丢掉官位”要挟美国银行执行主席刘易斯作出配合美联储救市“战略”中收购美林证券的决策）将经受严峻的考验。不管他这次能否跨越险情成功连任，但他终将会真正地尝到“欲速则不达”的滋味。

总之，从伯南克这次在美国众议院遭到“炮轰”的事件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信息：作为中央银行的行长，使用好国家赋予的最高“独立性”权限以完成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经济增长或物价稳定）和金融体系的稳定至关重要。为此，要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任何一任美联储主席都会重视他的公众信誉、金融机构的合作力度。因此，在建立自己的业绩过程中，如何把握稳定与公平、监管与效率、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正面互动作用，伯南克将要经受很多的考验。尽管中国的货币制度和金融体系结构与美国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周小川行长的使命一点儿都不比伯南克轻。另一方面，公众在评价美联储主席的绩效和职能的时候，也要全面包容地看到他们所需面对和解决的多层次互相冲突的关系。甚至，我们不能在环境已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来评价他们在前期所作的决策是好还是坏，因为很有可能他们当时的决定是十分英明以及切合实际的。我们不能把客观存在的这种事后“动态不一致性”，归咎于美联储主席事前“主观”的无能或非理性决策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