Ｈ·Ｒ·特雷弗－罗珀，第一个撰写“第三帝国”覆亡历史的盟国历史学家，仔细分析了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深刻体会到他对于共产主义和苏联人的刻骨仇恨。当然，德国对于西方国家以及那些阻挠其实现霸业的国家（尤其是法国）同样非常憎恶，但客观地讲，无论出于荒谬至极的种族理论还是地缘政治的现实需要，纳粹德国对于苏联人都有着一种极其特殊的仇恨。纳粹德国高层一直认为，英国、法国和美国正在一步一步地堕落成一个官僚化、犹太化的国家。他们始终不能明白，为什么英法美等国家的领导人和民众就不能认识到，共产主义苏联其实是一个比纳粹德国更加可怕的威胁。不过，纳粹德国高层深信，由于苏联和西方盟国在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之间的反纳粹同盟将很快崩溃。届时，西方盟国由于担心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所造成的后果，一定会主动上门与自己媾和。1月27日，朱可夫元帅指挥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渡过奥得河，距离柏林只有100英里。就在同一天，希特勒召开例行性的元首会议，会议记录准确记载了这出闹剧中的一个场景：

希特勒：“你们认为英国人对于苏联人的这些进展会高兴吗？”

戈林：“他们当然不希望我们会挡住他们，而让苏联人占领整个德国……他们当初并不希望……我们会像疯子一样地抵挡他们，而让苏联人步步进逼，现在差不多占领了整个德国！”

约德尔：“他们一向对于苏联人怀有戒心。”

戈林：“如果照这种情势发展下去，几天之内我们就会从英国人那里收到一份电报！”

“第三帝国”的首脑们就是这样把自己最后的希望维系在一根游丝之上的，但直到最后他们仍然不能明白，为什么英国人和美国人不同自己一道去击败苏联。

英国人的电报始终没有到来。相反，在德国武装部队内部和纳粹党高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拿着自己拟订的和平方案与英国人或美国人私下进行沟通。当然，此类事件并非史无前例。早在1941年5月份，当时的纳粹德国第二号人物鲁道夫·赫斯就曾经单独驾驶“梅塞施米特”110型战斗机飞往苏格兰，希望与英国进行和平谈判。随着战场形势在1942―1943年期间的逆转，到了1945年春天，苏联红军已经兵临柏林城下，堵住了城市各个出口。在此情况下，此类行为更是层出不穷。就在元首会议举行前两天，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古德里安将军拜会外交部长冯·里宾特洛甫，请他设法马上同西方盟国进行接触寻求停战，以便集中剩余德军全力对付东线苏军，解救柏林。然而，这位外交部长立即跑到希特勒跟前告密。古德里安不但因此遭到希特勒一通臭骂，还被指控犯了“叛国罪”。与此同时，施佩尔也在绞尽脑汁地寻求有效途径，力争在德国被苏联人彻底摧毁和占领之前结束战争。2月中旬，几近绝望的施佩尔甚至策划了一项计划，密谋刺杀希特勒、戈林、希特勒的私人秘书马丁·鲍曼以及纳粹党务部长罗伯特·李，但最终还是放弃了。

当然，这种在最后一刻试图结束战争的努力都失败了。相反，盟国方面却口径一致，坚决要求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有人认为，西方国家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之所以如此坚定，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拖延战争。事实上，就在战争最后阶段，“第三帝国”最高领导层无论在军事指挥方面还是局势判断方面，都表现得极为低劣。希特勒，这个曾在1941年11月攫取了德国军队全部指挥权的赌徒，一直把自己视为一个天才的、大胆的战术家。在军事研究和指挥领域，他一再拒绝职业军事家和专家们的建议，很少考虑自己的想法在现实中是否切实可行。1944年12月，希特勒不顾将军们的警告，下令在比利时的阿登山地和卢森堡北部发起反击，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导致西线大批德军陷入绝境。但是，更加令人担忧的却是东线德军的危险处境。希特勒当时还曾试图在东线发起一场猛烈反击，德国陆军总参谋部就此事向希特勒发出严厉警告，认为根据他所要求的进攻规模，将把大批后备部队和坦克投入到一个注定失败的战场上，从而无法及时增援正在承受着巨大压力的据守波兰和东普鲁士的德军部队。据古德里安的情报处长莱因哈特·盖伦分析，苏联人随时可能发起一场大型攻势，兵力规模预计达到225个师和22个装甲军。当时，希特勒在看到这份报告后大发雷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