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很早以前，希特勒就曾在多个场合发表对于战争的看法。1944年8月，在接见地方各级纳粹头子时，希特勒就曾妄言：“如果日耳曼民族在这场斗争中被征服，就说明这个民族太软弱了。它无法经受住历史的考验，注定只能毁灭。”1934年，希特勒曾经这样描述这场战争的目的：

即使我们不能够征服敌人，我们也要拖着半个世界与我们同归于尽，不能让任何人打败我们……我们决不能够屈服！不，永远不能！如果我们被摧毁，只要有可能，我们就要把整个世界一起带向毁灭，化为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焰！

1944年9月，在苏联红军和美英盟军大兵压境的形势下，希特勒签署了一道灭绝人性的“焦土”命令。按照施佩尔的说法，在这道命令中，“所有人类文明的成果，凡位于有可能被敌人占领的地区，都必须彻底予以摧毁”。这些成果主要包括社会基础设施，例如工厂、煤气厂、电力设备、电话交换机等；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文件信息，例如食物定量配给卡、婚姻和居住情况档案、银行账户等；粮仓也要予以摧毁，农田要放火烧掉，牲畜要全部杀光，绝对不能落入敌人之手；纪念碑、宫殿、教堂、城堡、剧院、电影院等文化设施，统统要夷为平地。此外，在上述地区生活的德国民众必须根据命令进行迁移，绝对不能让任何一个人生活在沦陷区里。1944年9月7日，纳粹党报的一篇社论鼓动民众：

对于敌人，绝不能把任何一棵日耳曼人的麦穗留给他们食用，绝不能有任何一张日耳曼人的嘴巴向他们通风报信，绝不能有任何一只日耳曼人的手臂伸出去帮助他们！将他们面前的每一座桥梁摧毁，每一条道路堵死！除了死亡、灭绝和仇恨以外，让他们什么也得不到！

根据命令，这项政策将由纳粹党的各级机构、国防委员会和纳粹国防军共同实施。希特勒还特意补充道：“所有的指示，凡是与本命令相抵触的，均告无效！”前面我们曾经提到，在3月15日的备忘录中，施佩尔试图保存德国人民在战败后起码的生存基础。如今，希特勒的这道指令显然是专门针对施佩尔的这种努力下达的，他在3月18日晚上曾经告诫施佩尔：

没有必要考虑为这个民族维持一种最原始的生存基础的问题。恰恰相反，最好由我们亲自动手把这些东西摧毁掉，因为这个民族将被证明是软弱的，而未来只会属于那些强大的东方民族。况且，在战争中存活下来的人只不过是一些劣等货色，真正优秀的人已经战死了。

3月23日，希特勒的心腹秘书马丁·鲍曼同样签署了一道野蛮的命令，要求德国东部和西部的人口，包括外国劳工和战俘，全部徒步迁移到德国中部地区，准备进行最后的抵抗。当时，如果该命令付诸实施的话，必将导致不堪设想的悲惨后果。

在希特勒团伙最后导演的这场噩梦中，由于一些良知尚存的德国军官，尤其是施佩尔的非凡努力，德国人民最终得以幸免。当时，在确信希特勒已经彻底丧心病狂之后，施佩尔立即行动起来。一连数日，他乘飞机、驾车或者打电话到全国各地，四处劝说纳粹党的各级机构、省市官员不要理会希特勒和鲍曼的命令，或者至少不要立即付诸实施。在大多数情况下，纳粹各级官员们或由于确信战争已经失败、希特勒已经丧失理智，或仅仅由于组织混乱，使得施佩尔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杜塞尔多夫，一贯死心塌地的当地纳粹党机构这一次却没有执行放火焚城的命令，因为他们害怕自己会被愤怒的民众撕成碎片。事实上，据美军士兵以及后来的历史学家詹姆斯·奥唐奈介绍，在德国西部边境附近，有许多村镇组成了平民委员会，前往当地的纳粹“国防军”驻地，请求他们发发善心主动撤走，以便让这些村镇能够和平地落入盟军手中，不要招致流血或死亡。

在柏林，人们的情绪却截然不同。由于每天接受纳粹政权连篇累牍的宣传灌输，以及亲眼目睹了那些潮水般涌入柏林的东部难民们的悲惨遭遇，柏林市民对苏联人产生了一种近乎绝望的恐惧。他们将对方看成嗜血成性的“蒙古恶魔”，通过折磨和虐待手无寸铁的平民来寻求极大的快感。在柏林民众中间流传着极其恐怖的谣言，譬如苏联人用火焰喷射器将神甫们活活烧死，对修女们进行轮奸后强迫她们裸体游街，还将活人的舌头残忍地钉在桌子上。然而，更为糟糕的是，这种广为流传的谣言又因为苏联红军自身的宣传活动而更是甚嚣尘上。其中，最为可怕的是伊利亚·埃伦伯格撰写的一篇反纳粹的宣传文章，他在文中慷慨激昂地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