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被指控“叛国罪”的苏联元帅马尔尼克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军事历史学家弗可哥诺夫在１９８９年告诉作者，因为马尔尼克是图哈切夫斯基的好朋友，所以他拒绝加入审判图哈切夫斯基的审判团，他知道这样做无疑难逃被绞死的命运，最终只能被迫以自杀来表达他的抗议。）弗可哥诺夫说：“当时，为了表达对斯大林的不满，许多高级军官都选择了类似的自杀方式。”

在这场疯狂的“大肃反”运动中，红军远东空军司令拉平中将被捕后在狱中自杀。据《伦敦时报》报道，拉平临死前写了一封“血书”，他在这封费尽周折才被带出监狱的“血书”中写道：“在我一无所知的事情上，我作了伪证。在连续不断的严刑拷打和各种威胁之下，我被迫承认了他们强加给我的各种罪名。我不是一名反革命者，与此类事件毫不相干。”

毋庸置疑，对这些杰出军事领导人的审讯令朱可夫非常痛苦，因为其中许多所谓的“人民公敌”与自己的私交都不错。虽然他在第一版的回忆录中没有过多地谈到审判的事情，但是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他讲述了很多关于“大肃反”的历史事件，其中提到了那些被“清洗”的高级军官，尤其是图哈切夫斯基和乌博列维奇。在他的回忆录中，他曾经数十次地提到图哈切夫斯基。朱可夫认为，他所学到的许多基本作战理论都是由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所谓的“阴谋者”创立的，正是靠着这些理论，他才能够在蒙古哈拉哈河战役中大显身手，取得了绝对的战场优势。（例如，装甲部队必须独立作战；必须实施“大纵深”作战；必须要有高效准确的情报保障；必须要高度重视战役和战术诱骗和先发制人；等等。这些理论后来成为“朱可夫核心战法”的理论先导。）

但是，在那个对间谍活动充满狂热的年代，朱可夫――还有数以千计与他一样的人――经常需要被迫交代他们和那些因各种罪名被逮捕入狱的高级官员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与朱可夫有过私交的几十名高级官员无一逃脱被逮捕的命运。

据估计，在“大肃反”中，４５％的陆军和海军军政官员被处死或被解职。在８５０名从上校到元帅的指挥官中，８５％的人被解职。一些人后来官复原职，其中包括罗科索夫斯基将军，他在二战爆发之前得以复出，但在此之前经历了两年的牢狱生活。（戈尔巴托夫将军在他的《我的难忘岁月》一书中，记录了自己在被召回前线抵抗德军入侵以前遭到逮捕的经历，以及在西伯利亚古拉格集中营里度过的痛苦岁月。）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１９３６―１９３８年期间，共有４１ ２００人遭到了“清洗”。

“大肃反”严重削弱了红军的有生力量。在德国，尤其是在那些德国将军们的眼中，红军已经无法与自己相匹敌。在这方面，历史学家理查德·奥弗里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观点。他说，“大肃反”削弱了红军实力的观点是建立在“大肃反”以前红军力量十分强大的假设之上的。但他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因为理论和现实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实际上，在“大肃反”以前，红军内部的指挥和控制效率并不是很高，作战指挥官和文职官员的文化水平相当低。此外，当时整个红军还缺乏责任心和进取精神。 眼２ 演

在明斯克，朱可夫受到白俄罗斯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菲里普·戈里科夫的问讯。朱可夫和许多被捕的官员都很熟悉，其中包括罗科索夫斯基和塞迪奇，他坦率地告诉戈里科夫，这些人都非常热爱自己的祖国，对党也无限忠诚。朱可夫看出，戈里科夫对他的回答很不满意。

戈里科夫接着又提出了另外两个问题：有人报告说朱可夫对待下属非常苛刻粗鲁，另外还瞧不起做政治工作的人员。朱可夫回答说，他只对那些在执行任务时散漫拖沓的人动粗。戈里科夫指出，他还听说朱可夫的夫人曾经为他们的第二个女儿埃拉做了洗礼。朱可夫否认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