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显，这是一次非常不愉快的谈话，朱可夫担心这会使他失去担任骑兵第３军新任军长的机会。幸运的是，他的任命并未因此受到影响。当朱可夫最终走马上任后，他发现这支部队的军事和政治教育水平非常低。他认为，这一切都要归咎于“大肃反”，它严重影响了部队的士气和训练。大多数情况下，那些要求严格的指挥官很容易就成为负责“肃反”工作的内务部官员的攻击目标，他们总是设法以“人民公敌”的指控将这些指挥官拉下马。在遇到上级侵犯下级权利的行为时，朱可夫并非坐视不理，而是经常大胆地进行干预。但是，他不得不承认，在许多事情上他处理得不是很恰当。

朱可夫讲述了他的一个下属军官向他寻求帮助的经历。当时，这名军官正因为与一名在“大肃反”中被逮捕并被枪决的高层军官交往密切而遭到指控，他担心自己会被视为卑鄙之徒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上被开除，甚至担心自己将遭到秘密情报机构（克格勃的前身）的逮捕。另外，这名军官还因为在管理上过于苛刻而受到指控。在了解了他的情况后，朱可夫同意参加即将召开的会议。在会议上，果然有人提出将这名军官逐出红军和党外。朱可夫为他作了辩护发言，称赞他是一名忠心耿耿并且能力非凡的指挥官，他认为与这一点相比，其他任何指责都不是很重要。当会议结束时，朱可夫的观点最终取胜。朱可夫说，被指控的那位军官在他面前流下了感激的泪水。

但是，另一件事情却是以悲剧而结束的。由于骑兵第６军军长被调往基辅军区，朱可夫接任了军长的职位。在斯大林风声鹤唳的高压统治下，一名在党员大会上被指控犯了严重错误的军官在严刑拷打之下被迫承认与一位被处决的元帅交往甚密。由于害怕秘密警察机构的酷刑，他最终选择了自杀。朱可夫在他的第一版战争回忆录中并没有提到此事。

在骑兵军内部，朱可夫与党组织其他成员发生了另一场对质，至少有８０名党员参加了这次对质。在对质中，他们再次指出朱可夫对待下属非常粗鲁，指挥方法存在问题，另外他与最近刚被绞死的乌博列维奇（他们实际上只是单独在一起吃过一次晚餐）以及其他“人民公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不幸的是，朱可夫此次面对的指控者是骑兵第４师政工科科长季霍米罗夫，他在朱可夫的手下干了四年时间，但是两人关系并不密切。朱可夫说，季霍米罗夫在会上躲躲闪闪、十分狡猾，从不正面回答朱可夫的问题。为了委曲求全，朱可夫承认自己在对待那些执行任务表现不好的下属时缺乏理智。在解释与乌博列维奇的关系时，他说，在完全丧失信任之前，军官之间应当保持良好的友谊，这应当是我们全党的努力目标。朱可夫在会议上特别强调了部队作风和职能的重要性，他说，与“花言巧语和同志友谊”相比，它们必须放在第一位。

朱可夫的解释最终得以通过。但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又给克里姆林宫的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发了一份电报。他没有得到任何回复，但是却被允许继续工作。朱可夫说，他将永远不会原谅季霍米罗夫，并发誓与他断绝一切来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