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可夫：“我可以走了吗？”

“坐下跟我们一起喝杯茶，我们还要谈一些别的事情。”斯大林面带微笑地说。

朱可夫回忆道：“我们在桌子旁坐下来开始喝茶，但谈话并没有顺利进行。”

一个月后，朱可夫在前线收到了斯大林的一名助手从克里姆林宫发给他的一封电报，问他能否直接动身去莫斯科。

他立即回复，询问自己能否晚一些到达莫斯科，因为在错综复杂的战场形势下，他需要“恢复战斗队形”，步兵第１４９师当时正在与敌人激战。

他的回电原文如下：

叶尔尼亚一切进展顺利，我们已经到达叶尔尼亚―斯摩棱斯克铁路！如果命令我离开，我将让波格丹诺夫代理我的职务，并命令他把罗斯拉夫利地段的部队指挥权交给索宾尼科夫。我等候斯大林同志的指示！

一分钟后，斯大林亲自发来电报。

斯大林：朱可夫同志，你好。如果那样的话，你可以晚些来莫斯科，现在到前线巡查去吧！

朱可夫：斯大林同志，您好！我必须在一两天内到最高统帅部吗？我能否按照我的计划行事？

斯大林：你可以按照你的计划行事。

朱可夫：好吧！谨向您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９月６日，德军在叶尔尼亚突出部的集团被歼灭，这次战役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红军的士气。但并非每一件事情都进展顺利。第４３集团军的一个步兵师在强渡斯特里亚纳河后向前快速推进，当时并没有留心其左翼的安全防护。朱可夫称这是一件“不幸的事情”。他说：

这位年轻的缺乏经验的师长犯了一个严重错误，没有按要求采取措施为战斗安全提供保障。敌人当即利用这一错误，发起一次坦克反击，打乱了该师的战斗队形。在此不利情况下，红军仍然顽强战斗，机智灵活地打退敌人的多次进攻，给德军造成相当大的损失。在我方反坦克炮兵和师属炮兵的打击下，敌人的装甲部队损失巨大。

但朱可夫接着说：

很难说哪一方遭受的损失更大。德军多次进攻都被击退，但我方也被迫停止在这一地区发动进攻。这就是该师长考虑不周就贸然行动所付出的代价。直到９月９日晚，我一直不得不与这位师长一起呆在他的指挥所内，纠正他所犯下的错误。

朱可夫收到了一封意外的电报，最高统帅召他晚上８时之前赶到克里姆林宫的最高统帅部去。

电文中只有这些内容，很难理解为什么召见我？我不得不去，但战场形势又需要我留下来，直到集团军左翼的战斗队形得到恢复。而且我还要向集团军司令员下达其他一些战斗命令。另外，去莫斯科的距离太远。根据要求的时间，估计我要迟到了。斯大林极不能容忍他所召见的任何人迟到。但我能做什么呢？战场局势可不会迁就指挥官的秉性脾气的，必须要对什么更重要作出正确的抉择：是完成战场上的战斗任务，还是根据上级的命令准时拜见最高统帅，完全忽视前线的紧急战况？

朱可夫随即给最高统帅发了一封电报：“鉴于这里的形势，我可能会迟到一小时。”

尽管朱可夫身居高位，但在回莫斯科的路上内心仍然忐忑不安。“我不知道怎样解释第２４集团军左翼的危急形势，才能够更让人理解和信服，从而使斯大林不会怪罪我的迟到。”

漆黑的夜色中，朱可夫到达了克里姆林宫。突然，一道刺眼的手电筒光照到他的脸上。车停了下来，他认出迎面走来的是负责安全的警卫队长。

“最高统帅命令我前来接您并带您去他的房间。”这位队长说。

我下了车，跟在警卫队长后面。看起来，问他任何事情都是徒劳的，因为他不会回答我的问题。当我踏上通往二楼斯大林房间的楼梯时，我仍然没有想好该如何来解释我迟到的原因。一进餐厅，就看见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其他一些高级官员围坐在桌子旁。我说道：“斯大林同志，我迟到了一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