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终于答应了潘汉年的要求，她走进了76号。李士群也想为以后留条后路，关露在李士群身边，利用自己的机智，成功策反这个头号杀手。以后，在李士群的配合下，她给党发出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让党受的损失达到最低。

为了革命需要，当时她和李士群的老婆叶吉卿很要好，她为了不引起李的怀疑，经常和叶一起去逛街，去商场，或者去外面游玩。可是，也正是这些举动，她被以前的娘家人“左联”所唾弃，还有一次，她在街上遇见了许广平，她很想和许广平说话，可是，担心自己的特务身份给别人带来麻烦，最后，也没有联系。

她的内心是痛苦的，她并不想扮演这个角色，她希望回到革命根据地，但是，当她对组织提出要求的时候，组织要求她继续在敌方工作。认为此刻回去，还不成熟。

由于特务内部的斗争，李士群被日本人暗杀后，关露又去了日本控制下的《女报》做编辑，主编伊藤俊子是日本的左翼进步人士，关露的任务就是通过伊藤俊子，和日本左翼的共产党拉上关系。

虽然不是很情愿，关露还是受命。做编辑期间，她并不愿意登载一些大东亚共荣的内容，相反，她还登载了很多革命者的文章，发掘了很多进步文人，在读者信箱栏目里，她关心妇女的解放，鼓励妇女走出家庭，依靠打工来自强自立。

可以说，关露这段时间的工作，是颇有成效的，可是，1943年的“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却毁了她。

本来关露不想去的，她怕去了以后，会更加的让人误会。可是组织希望她去，组织决定，去日本去接近日本的共产党分子，借以探听日本左翼的动静。

关露去了，她的照片也被登载了报纸上，很多人唾骂她是个汉奸，还有一张叫做《时事新报》的报纸说：“当日报企图为共荣圈虚张声势，关露又荣膺了代表之仪，绝无廉耻地到敌人首都去开代表大会，她完全是在畸形下生长起来的无耻女作家。”

在左联作家那里，关露的名声，已经臭不可闻。

其实那次会议，张爱玲、苏青也参加了。三个女作家还一起照了合影。张爱玲和苏青很不受左联作家的喜爱，进步人士认为她们两个是亲日派，所以见到关露竟然和她们一起，很多对关露不利的舆论，迎面扑来。

终于盼来了日本投降，关露得以回到了解放区。当关露重新拿起笔，写自己未写完的小说《新旧时代》三部曲时，却被告之，不能用关露的名字了。

由于关露和李士群夫人在一起的时候，经常是荷枪实弹的士兵护送，声势浩大，所以关露已经受到了路人的侧目，再加上到了《女声》，她出席了一个日本人召开的会议，她的名声很难洗白了。

做特工的就是这样，没解放的时候，身处敌营，处处小心谨慎，不敢暴露身份；解放了，还不能暴露身份，这种痛苦，不是一般人受得了的。

姐整的不是容，是寂寞

我们已经知道，关露在日本人控制的《女声》做过编辑，那段时间，苏青也在上海办了分杂志，那就是《天地》。

虽然在日本举行的“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上，张爱玲、苏青和关露照了一张貌似亲密无间的相，其实，她们之间并不和睦。

在当时的上海滩，杂志和杂志界也存在着竞争。苏青、张爱玲、关露、丁玲是当时得到承认的四大才女，可是在写作方式上，四人各自结友，分成两派。

张爱玲和苏青，更关注的是个人生活的喜怒哀乐，是一种小资情调的情绪化的反应，可是关露和丁玲，关注的是劳碌大众，是社会底层人士。

假如关露不从事特工生涯的话，她应该会和丁玲一样，成为新中国很驰名的作家，她的将来，比张爱玲也差不到哪去。可是，自从她进入了76号，为了掩饰身份，她就不能再写抗日的文章，后来进了日本办的《女报》，由于这份报纸是为日本人服务的，她再也不能像在左联时一样，写自己喜爱的诗歌，写充满火一样热情的字句。她的文学创作陷入了低潮。

在她主编《女声》期间，虽然上海处于战火交接的时期，她办的这份报纸，每个月的销量还是达到了六千册左右，多的时候，到了一万多册，这还是仅限于上海的发行，可以说，这个数字，在当时来说已经算不错了。

俗话说，同行是冤家，由于关露的《女报》，苏青的《天地》发行受到了一些影响。苏青是写反压迫小说《结婚十年》出名的，她这份《天地》由于是在当时的日伪政府上海市长陈公博的资金支持下创刊的，会聚了张爱玲、胡兰成等描写小资生活的文章，标榜生活情趣，它面对的人群主要是生活中高档的小资人群，他们更多的是关注自身的喜怒哀乐，所以，被当时定性为海派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