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不受大伤，雇佣兵这个行当还是很轻松的。即便被人雇佣，也只是临时性的，目的是为了挣一点钱。不会因此而失去自由。开战前，吃喝自由，找女人也没人管。开战之后，也只是适可而止地战斗一下就可以了。如果发现形势不利，调转马头逃走就是。对主人的忠诚心，那是一点也不会有的。良心上也不用有什么不安。如果运气不好战死了，那也就落得个干净。所以，这些野武士永远是那么逍遥自在。

这样过了两年。对国松也就是二郎三郎来说，这段青春的岁月可以说是美妙的。充满活力，每时每刻都很充实，活得如风一般，无拘无束。

到了第三年的永禄六年（一五六三年）的九月。发生了一件彻底改变了二郎三郎命运的事情——三河一向宗起义。这件事对家康的冈崎政权来说，也是一件险些就成了覆顶之灾的大事。原因是，家康的很多家臣也参加了这次起义。所以他不得不与自己的部下交战。家康此时好不容易统一了三河全境，并在七月里，刚刚由松平元康改名为家康。（顺便说一下，家康改姓为“德川”的时间是三年后的永禄九年）。

如果认为一向宗起义，只是一次有关宗教的战争，是不妥当的。

在三河一向宗起义之前，一向宗、法华宗的起义在全国各地也都发生过。在北陆地区，守护加贺的富樫家甚至因此灭亡。一向宗的中心，大坂的石山本愿寺的势力遍布全国。据说，北近江的十个寺比城主都要有实力。大概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一向宗起义军和意图统一天下的政权，展开了反反复复、坚苦卓绝的斗争。这些战争用一个过激的说法，就是“自由”对“专制”的抵抗战争。

“流民”们的特征是“不尊上”。这一点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在当时的农民们的心里，也有着类似的倾向。农民们对缴纳税金都是非常抵触的。农民们不愿官家来丈量土地，丈量土地就是为了收税。为什么非要把自己在地里辛辛苦苦耕作的收获缴给别人呢。如果官家强行收缴，农民们情愿舍弃土地，也要去不用缴税的地方。或者加入“流民”的行列。这样做带来的后果就是国家崩溃。实际上，这种舍弃土地的做法被称为“逃散”，是从中世到这个时代，农民们对付国王、守护、大名们的最有力的手段。

这些不愿缴税的“逃散”农民，和以“不尊上”为生活准则的流民们，自然地就会聚集在一起。聚集的地点多为，被称为“不入之地”的“公界”，或者是同样不受世俗权力统治的“寺内”。界的城区，桑名的港口就是“公界”，摄津三岛郡（现在的高规市）的富用，伊势的长岛等地就属于“寺内”。

“僧侣们在寺院旁边，建立了一些完全类似于城镇的地方。这些地方都围着粘土墙。他们在这里过着更加自由、靡乱、没有品行的生活......这种地方在日本被称为'寺内'。”

这是传教士路易斯，弗洛伊斯所著《日本史》里所描述的“寺内”。僧侣们是否在此过着“没有品行”的生活，虽然不得而知，但寺内的确是不课税的。因为他们是无缘寺。富用以一向宗的富用御坊为中心，外围土垒、水壕。据称人口超过一千。是拥有治外法权的别样世界。

在三河地区，禅宗、净土宗的寺院成为了民众的菩提寺，受到特别的保护。但真宗本愿派的寺院，以农民和下级武士为主组成了信仰集团，创建了“寺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