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是储存人类代代相传的智慧宝库。后一代的人必须读书，才能继承和发扬前人的智慧。人类之所以能够进步，永远不停地向前迈进，靠的就是能读书又能写书的本领。我常常想，人类向前发展，有如接力赛跑，第一代人跑第一棒，第二代人接过棒来，跑第二棒，以至第三棒、第四棒，永远跑下去，永无穷尽，这样智慧的传承也永无穷尽。这样的传承靠的主要就是书，书是事关人类智慧传承的大事，这样一来，读书不是“天下第一好事”又是什么呢？

——季羡林

自古以来，读书在中国人的观念当中就是一件地位奇高的事情，叫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很有点儿不可思议的味道，世间万般都是上不得台面的事情，唯有读书是人间第一事业。多么奢侈的逻辑和人生观！

擅长读书的人，都是能从其中赚到一些便宜的（当然不是那种读死书的书呆子）。用我们先辈的话说，叫做“学成文武艺，货卖帝王家”，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或者说用唯物的科学的说法，叫做“知识改变命运”。

中国科举制度被誉为封建社会体制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有一点儿历史知识的朋友都会知道，科举制度在中国社会变迁历史上担任着怎样重要的角色。历史学家给予的界定是：给新兴地主阶级一个登上历史舞台的机会。要知道在隋唐之前，中国政治权柄都掌握在贵族阶层手中，而他们的家族权力是世袭的。但科举制度打破了这一刻薄而毫无公平可言的规矩，让一批出身寒苦但饱读诗书的寒士有机会通过自己努力竞争到权力阶层，从而获得管理国家机器发挥个人才能的机会。这是一个真正改变命运的机会，是划时代的革命。很难想像，如果没有科举制度，谁还会像范仲淹那样，饿着肚皮在破庙里苦读诗书？

其实，这也是我们现在年轻人的主要成功范本。读书，从九年义务教育到高考，是人生的第一个重大转折。一个农村孩子，由赤贫出身，变成社会的中流砥柱，读书几乎是唯一的途径。

所以说，通过读书来改变自己卑微的命运，从而获取改变自己、改变世界的力量，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自古有之，并且今时今日亦然如此。从这点上来说，读书是天下第一好事，无可辩驳。

就拿季老本人来说，他若是不读书，恐怕也就是山东农村的一个普通农民，正是书，让他有了接触大千世界改变农民命运的机会。在季老的少年时代，只有非常少数的幸运儿拥有这样的机会，比较起来，现在这个人人有书读的时代，实在太过幸福。所以，任志强有时候说的话是非常对的，“80后”“90后”觉得自己生存环境残酷，是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残酷。有书而不读的人，从来不知道想读书而不得的痛苦。所以，像季老这样的人，能够在很多同龄人身上看到没有书读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是有天壤之别的。现代的年轻人很难加以体会，但像季老，及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乃至部分80年代的人，会有鲜活的体验。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把读书用所受教育的级别来给予划分，大学成为人生比较明显的第一分水岭。只不过，经过10年来的高校极度膨胀式发展和大学教育的产业化商品化过程，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大学这个读书的过程，再没有多少稀缺意义，且含金量也在逐年降低。所以，社会舆论开始波浪式的搅动一个叫做“读书无用论”的概念。读书，不但不是天下第一好事，反而被质疑成天下第一没用的事儿。如果放在目前的社会背景下，原因异常简单：大学生连就业问题都无法解决，连自己都养活不了，读书何用？

这的确代表了一大部分人的质疑和困惑。在“搜搜问问”上有一个网友发问：“‘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是真的吗？为什么现在的大学生没有工作？”这是一个非常质朴的问题，它需要一个很现实的答案。以“语不惊人死不休”著称的媒体《新周刊》做过一个专题策划，叫做“可怕的大学”，开篇写道：

恢复高考33年来，中国共选拔了5438万名大学生。

千军万马过的不再是独木桥，大学也不再是从前的大学。

近30年来，中国的大学经历了市场化（如取消毕业分配和实行收费制）、国际化（如“建世界一流大学”和大规模合并）、产业化（如疯狂扩招和建大学城）三大高潮。

它变得像混合了政府和企业功能的奇怪公司：是公共服务，却由家长们高额支出；是产业经营，却背负了2500亿元债务；出售产品，却没有售后服务；是投资，却不保证你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