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以及任何一个生物，从本能上来看，总是趋吉避凶的。因此，我没怪罪任何人，包括打过我的人。我没有对任何人打击报复，并不是由于我度量特别大，能容天下难容之事，而是由于我洞明世事，又反求诸躬。假如我处在别人的地位上，我的行动不见得会比别人好。

——季羡林

洞明世事，反求诸躬。意思是说因为能把世上的事情看得清楚透彻，所以在要求别人做某事的时候，首先要想自己能否做到。季老之所以对此深有感触，是因为他从特殊年代走来。在《牛棚杂忆》这本书中，写了很多“文化大革命”时期遭受的不公平待遇，精神上、肉体上的折磨，无疑是其人生最艰难的岁月。但当“文化大革命”之后季老重新被恢复职位，一直坐到北大副校长的位置，并且在日后过程中，声名日隆，上到主席总理，下到草根民众，无不对季老尊敬、仰慕。如果说，这时的季老拥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能量，毫不为过。但季老并不因此就去打击报复那些伤害过他的人，原因季老说得也很明白：“我没有对任何人打击报复，并不是由于我度量特别大，能容天下难容之事，而是由于我洞明世事，又反求诸躬。假如我处在别人的地位上，我的行动不见得会比别人好。”

用同一个标准去要求别人和自己，对于一个人来说，这是极高的素养。对于一个社会来说，这是极大的人道和公正。

布劳特原本是一个犹太音乐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他的家乡被德军占领后，布劳特与德军合作，担任“犹太自治会”警察局长一职。德国战败后，有人检举布劳特在担任警察局长期间，为了博取德国人欢心，故意多送了更多犹太人到死亡集中营，是德国刽子手的合伙杀人犯。

地方法院接到告发后，首次宣判，布劳特被裁定为15年徒刑。对此结果，布劳特本人无法接受，便向以色列最高法院提出起诉，最后最高法院将布劳特无罪释放。这是个令人惊诧的结果，但高院法官的逻辑是：“求生是人的最起码本能。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而出卖组织、出卖朋友、出卖他人，尽管是一件不值得提倡的非道德行为，但也不能构成犯罪。我们处罚罪犯时，必须把我们自己也放在同样的环境来设身处地地考虑问题。如果当时布劳特没有跟德国人合作，那么就意味着他必须放弃自己生命而选择死亡。假如我当时处在布劳特的位置，我也会作出与布劳特同样的选择。所以，我们不能要求别人做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尽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我们古老文明精华，但很多时候我们还是做得不够好。

西汉李陵案恰到好处能说明这个问题。

李陵，李广的孙子，西汉名将。当时汉武帝指派李广利、李陵抗击匈奴，李陵带5000人遭遇到匈奴大部队围攻，虽然杀了敌人万人之多，但仍旧因为寡不敌众惨淡失败。当时，李陵曾想过以死谢罪，但还是在最后突围中做了俘虏。

此消息传到汉武帝耳朵中，刘彻大为光火，第一时间杀死了李陵的家眷。李陵也成为整个国家的罪人、叛徒。朝廷上下，所有人都认为李陵有罪，唯一一个客观陈情的司马迁，也受到刘彻宫刑处罚，以致让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历史传记作家成了残疾人士。

从此，李陵彻底留在了匈奴，迎娶匈奴妻子，生儿育女。在《汉书·苏武传》中，留下李陵对祖国最后的幽怨陈词：“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聩。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

后世常常拿坚贞的苏武和投降派李陵作对比，其实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苏武后来回到大汉，并没有鄙薄李陵的行为，反而为李说了一些好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