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学者曾在自己文章中引用“666”的案例。这位学者看到“666”三个数字，就想当然地认为“666农药”的研发过程有过665次失败的实验，到了666次才得以成功。故此，这种有机农药的名字叫做“666”。

如果说写小说，这种大胆假设的精神是值得赞赏的，但作为一名学者，遇到问题想当然尔，似乎有点儿说不过去。如果这位学者做点儿起码的求证，翻一翻化学手册或者词典，就知道666的由来并不因为经历了665次的失败，而是因为666的化学成分构成是6个碳原子、6个氢原子，6个氯原子，所以叫做666。

如果说上面这位学者搞错了666来源是因为粗心大意和不严谨的学术态度，那么今天很多人失去“小心求证”的习惯则多半来自对名利的极度渴望。

北京大学古代文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檀某写了一本名为《大唐第一古惑仔李白实录》的书，在这本书里，该学者将李白描写成一位类似吃软饭、打群架、混黑社会、梦想闹事挥刀砍人的古惑仔。

而这位文学博士作出这个论断的依据，仅仅是李白诗歌中一些关于酒、侠、歌姬等的描写。当然，我们不可否认，李白崇尚侠士生活，醉心酒剑和江湖，但这并不能说明李白就是古惑仔的唐朝版本。虽然说夸张是文学创作的一种手法，但是，违背起码学术良知和基础性尝试的夸张，就不能成为论证他人品格行径的论据。

把李白写成古惑仔，这“大胆假设”的确算是跟认为“大禹是一条虫”不相伯仲，但严谨的令人信服的依据又在哪里呢？这是问题的关键。

故此，我们无论做人做事，都要把握原则。就算是商业行为，商家还要花费很大精力搞商业调查。因为不去求证，或者不足够细致严谨的取证，“大胆的假设”不但不会起正面作用，反而会促使人们作出错误决策。

任志强，被中国人认为是最被公众仇恨的第二人物（第一是台湾陈水扁），在演讲中享受过美国总统待遇的中国企业家（被听众当场扔鞋子）。

任志强因为喜欢“放炮”，说了些相当不讨好的观点，例如“我是一个商人，我不应该考虑穷人。如果考虑穷人，我作为一个企业的管理者就是错误的。因为投资者是让我拿这个钱去赚钱，而不是去救济穷人”之类，导致任志强成为“全民公敌”。

但是整个房地产现状并不是任志强的错，任志强的雷人之语也并不是毫无根据的狂言，相反，任志强的话每每都能够言中，虽然他激怒了公众，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说的又的确是真话。所以，任志强的底气从来都是足的，因为他从来都是用“数据”说话，在媒体面前，他反复强调了这一原则，很多数据张嘴就来。这就是任志强被送上人民公敌位置却依然气势凛然的原因。

任志强的例子，说明“小心求证”过的事情，即使不被公众接受，但仍旧是对的。这，是一个人的底气，一个事物的现实逻辑，也是任何“大胆假设”的最终落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