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张申府在储安平主编的《观察》上发表了一篇《呼吁和平》的文章，被民盟总部以“张申府之言行已走上反人民反民主的道路”为由开除盟籍。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痛斥叛徒张申府的卖身投靠”。10天后，张的老婆、史上第一个女共产党员刘清扬在《人民日报》刊登出离婚启事，标题为“张申府背叛民主为虎作伥，刘清扬严予指责”，并宣布与张申府从此一刀两断。

刘成禹和李根源都长了一脸麻子，刘被人称为“刘麻哥”，李被人称为“李麻子”。某次二人同游苏州，遇章太炎，三人合影。排坐时，章居中，让刘居左，李居右。刘不干了，说：“我是麻哥，他是麻子，子焉能居哥之上乎？”章很无语。

曾任议院秘书长的林庚白相当自负，曾在其诗集的《自序》中写道：“囊余尝语人，十年前郑孝胥今人第一，余居第二。若近数年，则尚论古今之道，当推余第一，杜甫第二，孝胥不足道矣……”郑孝胥看了非常不齿。

严复本是个搞学问的，岂知老严也是个不靠谱的人，老了还跑去助老袁复辟。老袁赞老严“其国厥伟”，老严大喜，逢人便说：“皇上夸我了！”人们说：“严复这个老不正经，晚节不保哇！”

1912年，翁文灏以优异的成绩获得比利时罗文大学理学博士，成为我国得地质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人。比利时一家报纸惊呼：“最好的成绩被一个矮小的黄种人夺去了！”翁说：“在我眼里，你们黄毛就是个屁！”

1934年初，翁文灏去浙江长兴调查油苗时出了车祸，不省人事。丁文江专门写了一篇《我所知道的翁文灏》一文表示赞誉。翁看到后拍着大腿说：“这写得跟墓志似的，我还没死呢！”

翁文灏的弟子朱森被陈立夫气死后，陈为其送了一副挽联，上联写的是“值得同情”等语，而下联却写了“国法难容”的字眼儿。翁看到后无语：“唉，还送这样的挽联啊！”

刘道一受其哥哥刘揆一的影响，思想很激进。曾读唐诗《锄禾》：“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就自号“锄禾”；后来又读《汉书·朱虚侯传》，有“非其种者，锄而去之”，遂又自号“锄非”。立场也不坚定啊！

陈铭枢有“三怕”，怕病人呻吟，怕小孩儿哭，怕腐儒多礼。有“三不怕”，不怕穷，不怕死，不怕豪强。小时候不会水，可是他偏要跳下水去救人，差点儿淹死。

“九一八”事变后，蔡廷锴被任命为京沪卫戍司令长官，曾对全体将士训话：“有蔡廷锴就没有日本，有日本就没有蔡廷锴！”军心大振。

杜月笙小时候是个无赖浑蛋，曾把他老子的遗产赌了个净光，后来又偷他舅父的钱，被赶出家门。杜在上海鬼混时，跑到妓院认了个老鸨为干娘，认所有的妓女为干姐姐。

徐永昌一生不赌博、不喝酒、不抽烟，唯一的爱好就是跟女人扯淡。他在郑州打了败仗，部队都撤走了，他还泡在一女人堆里，哭着与众女人作别。

陈独秀一辈子活在怀疑和反对中。他对自己的人生充满疑问，貌似对自己的人格非常不了解。他一生曾经用了超过四十个名字，比如重甫、众甫、仲、仲子、仲山、实、春水、顽石、只眼、三户、雪衣、D.S、CC生等，但每一个名字都用了不长的时间。陈独秀还喜欢反人类，他曾反对过孔教，反对过第三国际，反对过第四、第五国际，反对过蒋介石，但不反对多娶小老婆，尤其是漂亮的小老婆。

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相继牺牲后，他们的姐姐陈玉莹也伤心而死，高君曼大哭不止。陈独秀皱着眉头说：“迂腐！迂腐至极！”

陈独秀协助章士钊办《国民日日报》，二人经常彻夜工作，足不出户，不洗脸不洗头，衣服穿了大半月脏得要命。二人上街，人们以为是要饭的，好心人往他们手里塞钱，陈独秀大声道：“我是搞文化的！”章士钊也道：“我是主编！我是搞日日报的！”

李大钊用守常之名在《甲寅杂志》发表文章，主笔章士钊见文章写得颇好，约见李，问：“《国情》一文，你为何不署名，而用其字？”李大钊很不好意思地说：“先生名曰士钊，我投文《甲寅杂志》，怎敢与先生钊钊齐名？”章愉快地说：“以后我有伴儿啦！”

王继春被蒋经国派到上犹县出任县长，临行前，蒋问：“上犹县是个闭塞的山区，刁民众多，怕你搞不定。前任县长上任不足两年，就被当地恶势力给赶下台了，他老婆还被游街示众。你怕不怕？”王说：“怕什么？我还没老婆呢！”

王继春到上犹县上任后，筹建学校，提出“种田于政治，收效于教育”的口号，还说：“不识字的人等于睁眼的瞎子，三代不读书，蠢如一头猪。”当地人说：“难道王县长的三代都读过书？难道他家就没有一头猪？”

王继春在上犹县禁鸦片、捣妓院，有的老鸨不服，照开不误，王便命人强行将其头发剪掉，给她脖子上挂个写有“臭婊子×”的牌子游街示众。完了还不解气，吐两口唾沫大声说：“臭婊子就是臭！臭婊子真不要脸！”

有一个营长贪污了伙食费，被人到蒋经国那儿打了小报告，蒋气得暴跳如雷，找来营长大骂道：“你还想不想做人啦？你这么搞，就离太阳远，离土地近啦！”

蒋经国在赣南禁赌的时候，也喜欢搞游行。他每次抓住赌徒就命人扒光其衣服，上身只穿一件特制的印有“赌棍”的红背心游街，或者扫马路、扫厕所，妇女赌博仍是此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