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碧莲干咳了一声，“你知道黑人是不让进那图书馆的。”

我坐在那儿，觉得自己傻透了，“我竟给忘了。”黑人图书馆想必很粗陋。几年前，白人图书馆门前发生过一场静坐示威，上了报纸。那些黑人围聚静坐时，警察只是往后稍退半步，放出警犬。我看着艾碧莲，再次意识到她为这事所冒的风险。“我可以给你借些书回来。”我说。

艾碧莲急匆匆进了卧室，拿着一张书单回来。“我该把最想要的书前头做上标记。我在卡弗图书馆等《杀死一只知更鸟》这书快等了三个月了。我们来看下……”

我看她在一些书名前打上钩：威廉·爱德华·伯格哈德·杜波依斯的《黑人民族的灵魂》，《埃米莉·狄金森诗集》（任何一本），《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

“有些书我上学的时候读过，可是没看完。”她一边做着记号，一边衡量着下一本书。

“你想读……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书？”

“哦，人的脑子总有些古怪，”她点点头，“我总想看看脑子到底是咋样想的。你有没有梦过自个儿掉进湖里？他说你梦到的是你出生时的情形。我１９５７年伺候的法兰斯太太，他所有的书她都有。”

在她勾第12本书的时候，我忍不住想知道，“艾碧莲，你想让我帮你借书想了多久了？”

“有一阵子了，”她耸耸肩，“我不敢对你提。”

“你……觉得我不会答应？”

“白人有很多规矩，我不知道你会依照哪些规矩，又不会依照哪些。”

我们相互注视着。“我已经厌烦这些规矩了。”我说。

艾碧莲笑了笑，转头去看窗户，我意识到这句话对她来说多么苍白无力。

一连四天，我都坐在卧室的打字机旁。20页的草稿，加上满纸的圈圈改改，最后打成31页雪白挺括的信稿。我写下一篇萨拉·罗斯的生平小传，这名字是艾碧莲为了纪念她多年前去世的六年级老师选取的。文章囊括了她的年龄、她父母的营生，接着便是她自己的故事，通篇按着她的叙述风格，简洁明了。

第三天头上，妈妈在楼下冲着上边喊，问我这些天到底都在上面忙什么。我冲着下边喊，正做着《圣经》笔记，要把我对耶稣的爱一字不漏的写下来。晚饭后我听见她在厨房里告诉爸爸，“她在干番大事。”我在楼下时便抱着本白色洗礼用的《圣经》，像模像样的走来走去。

我把信稿读了又读，随后晚上拿去给艾碧莲看，她也读了又读，看到皆大欢喜的地方，她会点头微笑，可碰上一些不愉快的片段，她便摘下黑框眼镜，“我是这么写的，可你真打算把这段放进去……”

我肯定地说：“是的。”但我自己也为这些故事感到有些心惊，州长的大宅子里独设黑人冰箱，白人太太为了起皱的餐巾发了两年的脾气，白人孩子管艾碧莲叫“妈妈”。

凌晨3点，我把最终27页的完稿塞进黄色信封里。昨天我给斯坦夫人的办公室打了个长途电话，她的秘书露丝说她正在开会，她记下了我的口信，我告诉她采访仍在继续。今天没有收到斯坦夫人的回电。

我把信封捧在胸口，几乎落下辛酸的泪来。第二天早上，我到州立邮局把它投寄了。回到家，我躺在自己的铁床上，思绪万千。如果她喜欢的话……接下去会如何发展？如果被伊丽莎白或是西丽发现了怎么办？如果艾碧莲被炒了，投进监狱怎么办？我感到自己像是坠进一条深长盘旋的隧道。老天，如果他们像揍那个进错了卫生间的黑人那样揍艾碧莲怎么办？我在做什么？我何以把她推进如此险恶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