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岁的费孝通见自己的文章发表于

《少年》杂志，“突然惊呼起来，一时不知所措”。

1911年，中国历史除旧布新，大开变局，皇朝将去，共和将立。

每逢新旧社会方死方生之际，社会上对青少年的关注程度似显豁于平时。从新闻出版行业看，此前已有爱国学社的《童子世界》、寰球中国学生会的《寰球中国学生报》、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青年》等十余份青少年类报刊，仍满足不了社会需求。商务印书馆于当年创办《少年》杂志，再开一片新绿，当有“少年强则中国强”的意思。

主编该刊的孙毓修先生，曾于科举废除前十年考得功名。他有新思想，学过英文，认为“科举已成弩末，神州多故，非开径自行，决不足以问世”。

孙先生认同“教育救国”主张，且知行合一。其所开之“径”，集中于民智。民智之源，端在少年。他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后，即参照欧洲童话编写中国儿童读物。在其陆续主编的一百多种童话中，由他自己编写的计七十多种，在儿童文学于中国形成系统的初期有筚路蓝缕之功。《少年》杂志创刊时，其为首任主编，可谓实至名归。自创刊至终刊，《少年》上的文字，不知浸润了多少中国少年的生命。

1948年夏，钱锺书、杨绛夫妇带着女儿圆圆回无锡钱家为钱锺书祖父做百岁冥寿。在“满地都是书”的一间厢房里，圆圆找到一小柜《少年》杂志。一本杂志能积满一小柜而未散，可见这杂志在钱家是被珍视的。大概钱家的孩子无人不读。

人称“文学圈外文章高手”的知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其文字生涯即开端于这本刊物。他早年文学兴趣很浓，读到初中时，一位亲戚为他订阅了《少年》杂志。费孝通从此成为该刊的忠实读者，每期到手，都是从头读到尾，一篇不落。几期下来，这位少年已不满足于仅当读者。他要成为作者。

当时的少年，头脑里有许多从祖辈、父辈那里听来的、代代相传的民间故事。费孝通在记忆中的故事里选出一个，写了出来，向该刊投稿，署名“费北”。

一个新年里，他收到了当年第一期《少年》杂志，照例细读，却不知已有自己的文字登在其中。待读到最后的“少年文艺”专栏，费孝通见自己投寄的《秀才先生的恶作剧》一文已成白纸黑字，遂“突然惊呼起来，一时不知所措”。

费孝通晚年回忆那次经历时说：“这种深刻的激动，一生难忘。它成了一股强烈的诱导力，鼓励着我写作又写作。我写给《少年》杂志的稿子，在该刊的地位，从此也逐步地从书末向前移动，直到开卷第一篇。写作就成了我抑止不住的爱好。”“回想我这一代，商务印书馆在当时的文化界实际上起着伯乐的作用。我虽非千里马，但毕生与笔墨结成不解之缘，商务印书馆实为之媒。”

细察费孝通一生，不惟发表文章、出版著述的成就感助成其终身爱好，写作不辍，“开卷第一篇”的荣耀感更在其立言、立功、立德的各时期留下了不同形式的印记与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