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着这些文字的起草、修改、定稿、签署、翻译、传播是如何不易，心生感动。

《凡尔赛和平条约》于1919年6月28日签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的标志。该条约首先对“德国之疆界”重新作出界分，依其与比利时、卢森堡、法国、瑞士、奥地利、捷克、波兰、丹麦等国边界的各具体标志顺序划定。

这导致欧洲国家间领土的新划分，欧洲因此发生了巨大变化。曾经强大的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和沙皇帝国解体垮台之后，众多小的民族国家登上历史舞台。波兰的恢复，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分离，罗马尼亚的扩大，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成立，巴尔干国家的独立，芬兰的自治……新民族国家的出现，欧洲版图的重新划分，形成了欧洲政治的新格局，也带来了民族冲突的新的可能，并影响到世界格局。到“二战”火起之时，二十年时间里，越到后来，冲突越多，程度越烈，范围越广，已远不限于欧洲。

其间，中国已因日军侵略而致东北三省等地失陷。国难当头，知识分子与百姓共赴危难，以自己的方式服务国家。1930年代中期，上海政法学院国际法教授董希白（1906-1974）忧心时局，觉得“当今国际政治千变万化之时，动辄即有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可能。故国际问题之在中国，现已为国人充分注意……而国际政治之基础条约，至今尚无中文集本发行，以致研究国际政治者每欲参考国际政治条约条文，除少数已有中文译本外，其他则无从觅得译文”。董教授遂与沈颂芳、吴春桐两位先生共同发起，商酌内容，拟定目录，以《凡尔赛和平条约》始，以《日“满”撤废治外法权条约》止，共集纳多种国际条约一百零八项。董先生独自担任编译工作，合为《战后国际政治条约集》，分上下两册，编入“中法文化丛书”，由商务印书馆于1937年元月出版。

相隔七十余年，如今翻检该书，在泛黄书页的字里行间，想着这些文字的起草、修改、定稿、签署、翻译、传播是如何不易，由衷为人类力避战争、追求和平的努力而感动。再想想该书出版未及两年，这些条约即成废纸，“二战”比“一战”规模更大，破坏更惨烈，又不能不为人类的愚蠢和自残而悲哀。当时，守着自己的译著，迎着战争的残酷，看着百姓的涂炭，不知董希白心中该是怎样悲愤。

董希白是安徽贵池人，早年曾求学北京。1929年秋，由北京中法大学保送，往法国攻读法律与外交。1933年他学成回国，先在上海教书，积极翻译进步书刊，后参加新四军，当过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政治教员。1948年10月，华中大学在江苏盐城筹建，董希白以教务长身份主持校务，并兼任教师，为学员上课，很受好评。

新中国成立后，董先生于1949年底赴任外交部，历任该部条约委员会秘书主任、条约法律司副司长、国际法律研究所所长。“文革”中其受到迫害，抑郁成疾，于1974年病逝。才未尽，诚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