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沙皇帝国会像梦一般地消逝了呢？

为什么君士坦丁堡在世界上这样重要？

《世界史纲》作者韦尔斯表示，他“经常对整个历史和缔造历史的普遍动力神往不止”。

在韦尔斯眼中，1918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最末、最腻人、最令人感到幻灭的一年。到处是罕见的匮乏，到处是悲痛的哀悼”，“人们，男的和女的，试图回忆他们在短短的学生时期从学校里学得的偏狭的历史……他们是被人蒙上了民族主义的眼罩来学历史的，除了自己的国家之外，一切国家都视而不见，现在他们突然发觉周围光辉夺目”。

他们被内心的大量问题所困惑。

为什么沙皇帝国会像梦一般地消逝了呢？为什么君士坦丁堡在世界上这样重要？什么是一个帝国？帝国是怎样开始的？是什么使德意志从多种多样的小邦转变成一种侵略性的意志和权力，并使人类的一半对德意志的威力产生恐惧？

《宽容》作者房龙曾指斥人类“多少代以来的偏见和自诩正确的优越感”。他说：“这种偏见和优越感一旦加上怀疑和恐惧，会使最谦卑最温顺的人变成万物之中最残忍的畜生和宽容理想的不共戴天的敌人。”

为理解和解答此类问题，作者主张采取一种通观全局的看法。作为这一主张的实践，他从1918年到1919年编写出这本巨著，先是分册出版，1920年详加修订后合并为一书出版。1923年，为了再版又加修订，并重新编排。1925年，又发行一个附有更丰富插图的版本。1927年，我国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由梁思成等翻译、梁启超校订的汉译本。

韦尔斯1939年撰写了“世界史纲编著的经过和宗旨”。在这篇文章中，他悬想日后百年，表示“这部1931年的《世界史纲》有朝一日将跟着它以前的几版一起进入旧书箱和垃圾炉。更有才能的手笔，具备更充分的资料和更丰富的工具，不久就会用更美妙的词句写出崭新的史纲”。韦尔斯表示，比起他自己所编写的这部《世界史纲》来，他更喜欢读的那部将是2031年的《史纲》。

作者显然是过于乐观了。人类能进步，也会退步。文化能走上坡路，也会走下坡路。如今，更充分的资料、更丰富的工具确实有了，更有才能的手笔似乎还没有出现。

1970年代中后期，中国大陆几位堪称一流的手笔被集中起来，以美国纽约多布尔迪公司1971年版《世界史纲》为本，联手翻译，由人民出版社于1982年出版。版权页上的译者为“吴文藻等”，被“等”进去的人有谢冰心、费孝通这等名家。一次闲谈中，费先生曾说到人的才学。他说：我的上一代人，如梁启超、梁漱溟这一辈，他们才也高，学也好。到了我这一代，才还有点，学就不行了。再往下的人，该念书的时候没有正经书可读，更不用说了。费先生此话说于1990年代中期。

迄今，又一代人起来了。韦尔斯的期盼能否如愿，且等事实说话。若果真属于“更有才能的手笔”，他们将拥有撰写2031年版《史纲》的最好年华、最丰富而发达的工具以及史无前例的丰厚史料。众多读者都将和韦尔斯一起乐观其成，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