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世界一味追求西方的生活方式，已使争取发展的努力走上歧途。”

“第三世界”的说法，现在不怎么提了，却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国际政治话语里的一个热词。印象里，毛主席他老人家经常用这个话题表示中国的定位，显示中国的地位。

毛泽东具有国际影响，其话题也有国际性。英国作家兼新闻记者保罗·哈里森（Paul Harrison）把这个话题充分展开，依据其遍游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几十个国家的观察、体验，写出《第三世界——苦难· 曲折· 希望》一书，由企鹅出版公司于1979年出版。时值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举国上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治话题退出中心位置。即便要讲政治，搞好经济、发展生产力就是最大的政治。这种局面，相对稀释了国人以往对世界革命问题的关注热情。我国翻译界没有及时跟进对该书的引进出版，或与此有关。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确实得到了快速发展，如今的总量已排在世界第二。回头看看，成就很大，问题也真不少。一些时评、社论文章中，总有“改革深水区”、“改革攻坚阶段”之类的议论，意思就是到了最难的地方和时候了。这些难题，既有改革之初就面对的问题，也有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纠缠一起。要动一个问题，会牵动一批问题，看不清楚，魄力不足，确实难下决断。

历史固然不能重来，却仍不妨推想，如果当初能有更清醒的思路，更科学的设计，成就应能再大些，问题也会少点。从这个角度看，该书的中文译介虽说不上及时，但在1984年（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也不算晚。当时正逢“文化热”，该书在实质上讨论的正是文化问题，并在第一部分就设专章批评“整个世界的西方化”。

该书作者“对全世界与日俱增的同一性感到困惑。的确，难道不应该有更多的差异，更多的地方色彩和更多的发展模式吗？为什么几乎所有的人实际上都在走欧洲人的道路？第三世界一味追求西方的生活方式，已使争取发展的努力走上歧途，并且迅速地把传统文化中不管好的坏的一股脑摧毁了”。（第35至36页）。

录下这段文字时，电视屏幕上正播出一段录像。北京电视台为显示京城的蓝天白云，让摄像机对着北京中央商务区楼群俯拍了一圈远景。确实是豪华高楼鳞次栉比，也确实分不出是北京东京还是纽约纽西兰。

在该书第374页，作者又说：“他们需要的不是从农村吮血的教育制度，而是能帮助农村恢复元气的教育制度；他们需要的不是使贫困和不平等永久化的教育制度，而是一个有助于结束贫困和不平等的教育制度。”第三世界里的“他们”，包括了我们。只要对中国现实有所知，就能感受到我们当下需做的一件大事，就是“帮助农村恢复元气”，是“结束社会上的贫困和不平等”。而且，经由教育来实现，是治本之策。

但是，我们的教育现状怎样？据说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某主要领导的感觉好得不得了，但是，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中国老百姓吧。这本书，如能早点引起更多人尤其是决策者的关注、借鉴，相信如今的中国局面会比现状好出不少。在证明改革开放正确和制度优越的话题上，说话也会更有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