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嘿嘿！”我笑着歉意地说道：“蹓马给忘了！”我把马拴在一间空屋子的窗户上，拍了拍手上的泥土问:“真还饿了，甚的饭？”

“山药饼！”她说。

“太好了！”我一咧嘴说道。

“知道你爱吃，我给你留了好些个，那些人们都叫唤没吃饱！”她笑着说。

我无限感激地望着她，人到了“千夫所指”的地步，特别是连自个儿瞅着都别扭的时候，倘若有一个人向你伸出热情之手，那么无论世间多么冷酷，你也会感到无限温暖，这个人在你看来就是神仙。

“他们都去哪儿了？”嚼着山药饼我问。

“看电影去了！”她说。

“你咋不去？”我问。

“就是看上十场电影，也不如跟你谝（说话）一会儿！”她说。

“傻丫头！”我低声骂道。

“建国哥！你看不上俺？”她生气地背过身去。

“瞎说！你美，你善良，你是神仙，谁也比不上你！这是真的，可我是甚？是个小流氓、劳改犯，人们见了都躲着走！像躲瘟疫……！”望着她的背影，我一口气说道。

“小流氓咋？劳改犯又咋？我不在乎！”她转过身来固执地说道。

我呆呆地望着她，深深地理解她的心意，曾几何时，我不止一次地想到过死，可一遇见兰花，死的愿望就被抵消了。

在这冷酷的岁月里，父母又能咋样儿，照样跟你划清界限，然而，在我面前的这位小姑娘，却以她纯真、执着的情感，爱恋着一个劳改犯！我能够有勇气面对人生，其实不正是因为她吗？我这么一想，眼泪在我刚才被摔下马时流过泪的眼眶上，差点又流了出来。

我再也抑制不住了，“挠球的！流氓就流氓吧！”我走过去一把抱住她，抱得紧紧的，她一点都没反抗。

第二十二章

孔智超回来了。

他被游斗了好几个月，人瘦得像鬼，自来卷头发更是脏不溜秋，有一年多没洗了，他不说不笑，连脖子上挂反革命的大牌子也不摘。

那是个晴朗的天气，公社大礼堂里人声鼎沸。这礼堂原是天主教堂，“破四旧”时改成了学生课堂；学生大串联，没人上课了；又改成了开会用的大礼堂。

从各大队赶车、骑马或步行涌来的社员们和知青们，把个大礼堂挤得水泄不通，进不了礼堂的，就把院子也站了个满。积雪在人们脚下发出悲哀的“吱吱！”声，可气氛却异常的热烈。

我们一共九个犯人，其中两名是知青，被全副武装的公安、民兵，押进了会场，会场里的大喇叭正播放着洪亮激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歌曲，不久，歌曲和人们嘈杂的说话声一起嘠然而止。

主持会议的县领导和知青办领导，一番慷慨陈词后，公安局长开始了宣判：

“余占海，男，四十五岁，四类分子……”那个叫余占海的人被一左一右两名公安熟练地来了个“飞机式”把脑袋按到了裤裆里。

局长继续说道：“他一贯不老实改造，自从他老婆跟他划清界限后，更是胆大妄为，藐视无产阶级专政，公然跑到女厕所去脱裤子，还在麦田里调戏妇女，以上所犯事实，实属最大恶极，公安机关决定立即逮捕！”

两名公安又很熟练地，照余占海的小腿窝一人一脚，余占海一咧嘴跪在了地上，随后，像拎小鸡一样，被两名公安押下会场，会场上立刻响起了的口号声，口号声此起彼伏：

“打到坏分子！”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孔智超，男，二十四岁，知识青年！”局长继续宣判：“该犯于一九七零年下乡，保定市人，下乡期间，不老老实实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大写反动歌曲，其中有一首是这样写的：‘白毛风咋这么凶？原来是衣服破了洞，放下锄头拿镰刀，汗水泪水呀！春流到夏秋流到冬，一袋牙膏还要父母把钱送，年底分红：一块五毛五分五，却咋给爹娘送终……’孔智超就是用这样的反动歌曲，恶毒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攻击上山下乡运动。他的这些歌曲，在知青中广泛传唱，真是狼哭鬼叫，使大部分知青根本无心劳动。对于该犯所犯罪行为本该严惩，前不久，他的母亲打来电报，向我们表示，她代表全家与孔智超划清了界限。我们为这位伟大母亲所感动，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现给予孔智超带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由前梁堡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人民武装部逮捕惩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