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回的写作来说，使我深深学到社会主义风格的创作方法（就是个人执笔，集体讨论，修改的创作方法）。我这本小书，首先得到许多同志的直接指导和帮助。（注：手稿中“许多同志”原写为“周扬同志和邵荃麟同志”，后删除）他们重视这一项工作，关心指出何者应删，何者应加，使书的内容更加充实健康了。（注：手稿此处原有“如关于女师大事件，就是接受了邵荃麟同志的意见而添写的”，后又删除）就只恨自己限于能力，未能多所体会而写出来的还是自觉离满意还甚远。原因是自己一方面体力不够，初时进度太快，每日可四、五千字，本打算“十一”前完稿的，但血压马上升到240度，头昏脑胀，这样将不能继续工作下去。不得已乃变更办法，拖长下来，所以到十一月底才完工。其间实际执笔，不过两个多月。以如此严肃的工作，而我只做到“快、省”二字，离“多、好”实远甚了。幸而重温了一个多月的书，稍稍引起回忆，动笔起来，极力去芜存精。对年代时日，又多借重于原来著作，但仍难免挂一漏万之讥或拾了芝麻忘了西瓜之叹。那是因自己原本不善写作，文艺性又很不够，写起来平铺直叙，历史事实也难于做到波澜壮阔。可能看起来未能满足读者希望的。

又，本书没有大段的对鲁迅说话的记录，好在这些大段的话，都在鲁迅著作或给朋友的通讯里尽言无隐，在家庭生活中倒不是讲整套话的时候了。自然，朋友们来，也有些材料，但我又尽力避免多提及自己，免于总是些家庭琐碎，失却主题意义。因为每每朋友一来，我就张罗些家务：或添菜吃饭，或看顾小孩之类，往往听到片言只语，未必能全，时日一长，便多忘记了。因是历史事实，不能马虎出之，所以一些比较找不到引证，就是有些记得，也从略了。而友人接洽的有关左联之类的事项，则以遵守铁的纪律，我不便与闻，因而未能详说其中情况。不过从我看来，鲁迅在上海时期的工作是严肃的。对党的关怀热爱，是推崇到最高点的。自己无时无刻不是以当一个“小兵”的态度自处。就是对左联工作，他也不是独自擅尊的，处处请求明甫（茅盾）先生一同商议，再听从党作最后决定。即接见外国记者，也常常和明甫先生一同见面。他寤寐以求的是如何为党增加力量，为党的工作多添些人手来。因为极望人多，他就对青年的培植爱护的热诚过重，有时难免选择方面疏忽了些。致使希望有为的转而成为失望的也往往有之了。（注：手稿此处原有一句“但鲁迅虽或有时有被蒙蔽、被包围之嫌”，并在左旁白处标有一“？”后悉数删除）然终不失其坚决自觉。在大关节处，他始终是遵循着党的方针、路线行事的。这是鲁迅的优点，也就是笔者所见于鲁迅的最重要的回忆！其他如对文学遗产问题，对文学改革问题等等和许多有关政治、社会、科学、文化的杂文问题，读者可从鲁迅著作找寻，我在此就从略了。（注：《回忆录》在此段中加入若干批判冯雪峰的文字）

回想鲁迅的写作，从不马虎从事，处处为了于社会有益，于人民有好处而着笔的。即一人一事，他也如此。比如他曾经说过要出一本名《五讲三嘘集》的书，而且也曾对我说：这书名正好和《南腔北调集》作一联对；和《伪自由书》之对《准风月谈》，《三闲》之对《二心》，《朝花夕拾》之对《故事新编》，《呐喊》之对《彷徨》一样的工整巧合的。然而这《五讲三嘘》的“三嘘”实在觉得写了未必于社会、人民有何影响而终于放手了罢。（注：《正误》认为，许广平所说《五讲三嘘集》未出的原因与“事实不符”，事实一是“北平五讲”整理工作量太大，二是鲁迅认为对“上海三嘘”所要开罪的三个文人，以“无言的轻蔑”为好，见159页）似这等审慎，则我对于他的生平，尤其后十年在上海的一切，实在写得很潦草不够了，对鲁迅严肃写作的态度也差得远了。

幸而时代已不同了，今天已不是个人关起门来写作的时候了，向群众学习，做党和毛主席的忠实的小学生，总会走向较小的错误的。

我于是以此献于纪念“十一”和读者之前。

1959年11月24日写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