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过了无数的日子。从日记看出：1923年的7月3日还“与二弟至东安市场”等处，7月14日就写着“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的话。到7月19日“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鲁迅在横逆忽来之下，带着连日患着的齿痛，到8月2日搬到砖塔胡同去暂住。这期间，又带病看屋，另找住处，接着母亲又生病起来，又陪去看病。到9月24日，鲁迅真个病起来了，24日记着“咳嗽，似中寒，”第二天又记“夜服药三粒取汗”，到10月1日“大发热，以阿思匹林取汗，又泻四次。”但一样的去讲课，10月8日又记着“以《中国小说史略》稿上卷寄孙伏园，托其付印”，自后一面仍教书、看屋、诊病，到11月8日才记着“夜饮汾酒，始废粥进饭，距始病时三十九日矣”。

在周作人亲自送来的一封信，外面写“鲁迅先生”，信里面除了同样的称呼以外，开头的一句是“我昨日才知道……”，从这几个字毫无疑问是听信别人之言了，鲁迅要追问情由，然而周作人毅然不顾。到了1924年，鲁迅经过脅痛，校医云是轻症肋膜炎。3月间，似乎是在“闲居养病，虽间欲作文亦不就。”但到4月的日记，除日常工作外，又看到“寄季巿以《小说史略》讲义印本一束，全分俱毕”的完成另一件工作告诉朋友。

在又一次的“看屋”“修理”，经营复经营之下，于1924年的5月25日“星期晴晨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屋”，在日记中作一记录。到了6月11日的日记是“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詈骂殴打，又以电话召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这廖廖数语，亦可臆测大概。其实更有甚于此的，据鲁迅告我：见他们的气势汹汹，叫朋友帮忙的态度时，鲁迅就说：这是我周家的事，别人不要管。张、徐就此走开。而周作人竟拿起一尺高的铜香炉，正朝鲁迅头上打去，又经别人抢开，才不致打中，这时候又数说了许多不是处。鲁迅当时就答说：“你说我许多不是，我从在日本起，因为你们两人每月只靠留学生的一些费用不够，才回国做事帮助你们的，这总算不错了罢！”当时周作人一挥手（鲁迅学做出手势）说：“这以前的事不算！”就这样闹开了。事后听鲁迅分析事情的经过说：“周作人曾经和信子吵闹过，结果她闹得比他还凶。自此周作人考虑到，要对家内求得安宁，就得把阿哥牺牲也在所不惜，二者相权，是较为得计的。”但现在阿哥又可以卖钱，写写阿哥的事情也可以投机，就吮吸死人也可以营养自己的身体了。如其说对阿哥怎么怎么好，那是蒙蔽世人的诡计，天晓得究竟是怎么回事。（注：此段最后“拿阿哥卖钱……”等文字《回忆录》中未收，但增加了周作人在日伪时期曾想出卖鲁迅藏书一事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