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解答一部分人的意见，以为他们兄弟不和之原因所在，是物质关系。鲁迅在八道湾住的时候，初时每月工资不欠，比周作人还多，又忠心耿耿的全部交出，兼以向朋友告贷，这样的人，在家内开支是一个得力助手，要得的。后来开始欠薪，加以干涉到人事方面，就妨害了主人的权威，讨厌起来了。从母亲那里听到过一个故事：在《呐喊》、《鸭的喜剧》里不是谈到过爱罗先珂先生和鸭的喜爱吗？爱罗先珂住在八道湾，和他们家人也熟识了之后，他又懂得日语，语言上没有什么不便利，有时谈起妇女应该搞些家务，“也屡次对仲密（周作人笔名——作者）夫人劝告，劝伊养蜂、养鸡、养猪、养牛、养骆驼。”也就是现在所谓之搞副业罢。“有一天的上午，那乡下人竟意外的带了小鸭来了，咻咻的叫着；”“于是又不能不买了，一共买了四个，每个八十文。”喂小鸭的光荣任务首先要找饲料，南方是容易得到的，田边、水上的小虫，鸭自己就会寻食。至于在北京自家水池，那就又要烦劳徐坤去找。那徐坤却不费事，用高价（北京较难得，故昂贵）买来了泥鳅喂鸭，算起来买泥鳅的钱比买小鸭价还要大，这个副业也就可观了。在爱罗先珂先生或者以为忠言可以入耳，在又一次谈家常中谈些妇女应该如何如何的话。话尚未完，信子已经怒不可遏，听不入耳，溜之大吉了。（注：手稿此处左旁白处标注有某人意见“首当其冲”）而言者因看不见，还在那里继续不断地说下去。对朋友如此不礼貌，对家人自然更甚了。鲁迅有时还为周作人原谅：说他“太木”（绍兴语），不知不觉的意思，也许这些都瞒着他的。后来不久爱罗先珂先生也离去了，究竟是否住不下去而走的呢，母亲没有说明。

但鲁迅确是搬走了，用鲁迅自己的话说，“是被八道湾赶出的。”

从日记的记载，从鲁迅诗集的描写：“何事脊令偏傲我，时随帆影过长天！”并有跋言云：“嗟乎，登楼陨涕，英雄未必忘家，执手消魂，兄弟竟居异地”。诗和跋，印证以鲁迅日记与“二弟”通讯的频繁，寄书籍的不间断，人间友爱，弟兄之情，怡怡然异乎寻常。故亲日运筹帷幄，安排生活，劳累匪所计及。用鲁迅自己的打算说，“是让别人过得舒服些，自己没有幸福不要紧，看到别人得享幸福生活也是舒服的。”真是做到“象忧亦忧，象喜亦喜”的地步而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