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谈得很畅快。只见鲁迅和秋白同志从日常生活、战争带来的不安定（经过“一二八”上海战事之后不久）彼此的遭遇，到文学战线上的情况，都一个接一个地滔滔不绝，无话不谈，生怕时光过去太快了似的；又像小海婴见到杨妈妈，立即把自己的玩具献出似的；但鲁迅献出的却是他的著作，两两不同，心情却是一样的。

为了高兴（注：《回忆录》中“高兴”为“庆贺”）这一次的会见，虽然秋白同志身体欠佳也破例小饮些酒，下午彼此也放弃了午睡。还有许多说不完的话待交换倾谈呢！总之，夜幕催人，没奈何只得分散而别了。

从此天壤间除各自工作外，更是两地一线牵（共同的革命意志和情感），海内存知己，神交胜比邻了。在文化界，革命战线上相互支援，共同切磋，建立起革命的友谊，而一以党的领导为准绳，为依归。鲁迅得到秋白同志之助，如同得到党给与力量，精神益加奋发百倍，勇往前进了。

秋白同志精俄、英文，对中国旧文学也素有根底，新思潮（马列主义理论）又充实了他的新文学，所以思想透辟，为当时不可多得的杰出人物。鲁迅平夙就是尊敬有才能的人，何况更加是党的领导人。这回相见，又岂肯轻易放过。双方各有怀抱，都感觉到初次见面还有什么未尽之言似的，要求再一次的相见。

终于，打破了障碍，在同年9月1日那天也是早上，我们带着孩子去拜访了他们，就是紫霞路谢澹如先生的家内的一个三楼上。（注：《回忆录》将此处“谢澹如”删去）这是第二次的见面了，秋白同志悠闲地坐在他的书桌旁边，（注：手稿在“悠闲”二字下划线，并在此处左旁白处标一“？”，《回忆录》中将“悠闲”二字删去，）看到我们来时就无限喜悦地表示欢迎。他的书桌是特制的西式木桌，里面有书架可以放文件，下面抽斗也一样，只要把书桌上面的软木板拖下来，就可以像盒子一样连抽斗也给锁起。据他说：这样一走开，写不完的文件只要一拉下木板就不会被别人乱翻了。做革命工作的人，这种桌子是比较方便的。后来他去苏区时就把这桌子搬到我们住的大陆新村里，至今还保存在原处，这是后话。当时他就在桌子里拿出他研究中国语言文字问题的纸张，指出里面有关语文改革的文字发音问题来，向客人讨论。并因我是广东人，他找出几个字特意令我发音。他就是这样随时随地不会忘记活资料的寻找的，这又可见他平日留心研究，不错过任何机会，谦虚地、忠诚地丰富自己写作的范围，订正自己的看法，从任何一个人身上也不会放过机会。就这样，这天上午谈话主题就放在他所写的文字方案的改革上了。后来又几经改动，誊抄完整，这些资料到离开上海时，就成为他比较完妥的遗著了。这些遗著，他临行前交给鲁迅一份，鲁迅妥慎保存于离寓所不远的旧狄思威路专藏存书的颇为秘密的，连鲁迅的存书和柔石等革命遗著一起，存在这里的一个书箱内安放着。到鲁迅逝世后，这些存书全部搬到淮海中路淮海坊内。日军占领上海，侵入我家搜查时，感谢一位女工，她对敌人用了瞒和骗，向日本宪兵队（注：据许广平《遭难前后》将手稿改“日伪军”为“日本宪兵队”）说：三楼是租给别人了，这才没有去搜查，才得以保存下来，得以完成多时埋藏，至此如释重负地交还，以作革命遗物的珍宝，实当感谢这位工人阶级的觉悟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