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月初，秋白同志离开上海去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临行前曾到鲁迅寓所叙别。这一次，鲁迅特别表示惜别怀念之情，表现于他自动向我提出让出床铺给秋白同志睡，自己宁可在地板上临时搭个睡铺，这在资产阶级社会生活的人是想不到，做不出的。鲁迅以无产阶级思想，体贴对同志的爱，出于至诚做到了。走后常常挂念着党的胜利，秋白同志的工作顺利。突然接到一封从福建来信，是秋白同志被敌人捉去了，起先他冒为医生，能遮瞒一阵子，他写信来要接济，要保释，终于被敌人识破了，他就毫不掩饰地正面渺视敌人，以致遇害。那时鲁迅从收到信，设法营救，以及知道被害的消息时，他长期被悲哀所痛苦着，连执笔写作也振作不起来了。（注：《回忆录》此处充实了瞿被捕、慷慨就义的过程）

到1935年夏间，瞿秋白同志在福建被捕的消息传到之后，鲁迅就替他设法营救，甚至筹集资金接济狱中需要，但不久得到噩耗，使鲁迅极其悲痛地向人说：作者“已经并不急于要钱”。（注：《正误》认为此处的“已经并不急于要钱”非指筹款救瞿，而是“为了赎回瞿秋白的两部译稿”，见239页）这就是最后一次鲁迅未能完成为知己服务的一次。

（注：《回忆录》增加了一段叙述鲁迅筹措营救资金和出版瞿秋白译作的详细过程）

人们因为是鲁迅怀念秋白同志的牺牲于反动势力之手，托内山先生去日本印出《海上述林》以及为这书付出了辛勤劳力而对鲁迅的友谊也给予崇高的估价。其实是不止鲁迅一人的。噩耗传来不久，几个秋白同志的友好就暗地里集合到郑振择先生家里，哀悼这位杰出的不屈的英勇战士的惨遭牺牲！当时商议给他出书，传布、教育人民，以扩大革命影响。大家集款，负担排印到制纸板的经费、印刷、纸张费用由鲁迅收尾，其中编、校等琐碎工作亦鲁迅经手，故有许多向朋友述说排印慢的书信（当时决定由开明排印的）。但又想到：创作方面含有思想性政治性的，一时收集未必全，而且更须遵重党的决定，所以就暂定先出翻译。（注：此处与《回忆录》有诸多不同，《回忆录》指出鲁迅主张暂时不印瞿秋白创作文字，是要“留待党作决定”。“而且就在译述文字中‘有些错处’，自己也不加以‘改正’，表示要留给‘将来中国的公谟学院来办’。据海婴回忆：许广平先生生前多次向他表示此意。《正误》认为这是“思想性、政治性”都很高的议论，但却不是事实，事实是：当时鲁迅的精力、财力、时间都不够所致，见268页）《鲁迅书简》内给曹白信说得很清楚：“《述林》是纪念的意义居多，所以竭立保存原样，译名不加统一，原文也不注了，有些错处，我也并不改正——让将来中国的公谟（康谟尼斯，即共产主义——作者）学院来办吧。”

这种态度，在信里充分显示出对党的尊重，对革命的尊重，对为革命而牺牲者的尊重。一切由“将来中国的公谟学院来办”，不敢印创作，就是先印翻译也不加改变，把决定的“权”归给党，是战士听命于领导的态度，哪怕是小小的改动也不例外。读到这里，充分觉得鲁迅遵照会议决定绝对相信党，肯定党的必然在不远的将来，即鲁迅逝世后十三周年获得胜利！一切交给党，听命于党，这就是非党的布尔塞维克的鲁迅教给后人他们所应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