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秋白夫妇来避难是在搬出东照里之后的1933年7月下半月，（注：在瞿秋白第三次来避难的时间上，杨之华的回忆是当年二月间，《正误》初版本采信了杨的说法，其书第三版对此予以了纠正，认为“这里，杨之华是记错了”，并考证推论第三次来避难的时间可能是“1933年7月10日”，见224页）机关被敌人发觉，在深夜约二时左右，我们连鲁迅在内都睡下了。忽然听到前面大门（向来出入走后门）不平常的声音敲打得急而且响，必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鲁迅要去开门，我拦阻他，以为如果是敌人来抓人，我也可先抵挡一阵。后来听声音晓得是秋白同志，夹着个小衣包走进门来。刚刚不久，敲后门的声音又迅速而急迫地送到耳里，我们想，这却糟了，莫非是敌人追踪而来？还是由我下楼去探动静，这回却是杨大姐带着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一同进来，原来是一片虚惊。但东邻住着的日人家内和西邻住着在巡捕房工作的白俄都开窗探望这不寻常的奇遇，而我们代秋白夫妇担心也不是偶然的了。

革命贡献一切，连自己的生命在内，之外没有任何要求。而白色恐怖弥漫空际，被破获的事件有时日有数起。网越撒得宽广，钻网的办法也就越多、且密。（注：手稿此处右旁白处标一“？”）就这样的互相斗法，最后胜利属于我们。然而略微的牺牲些人和物，是在所难免的，不然怎叫革命！这个道理，秋白同志是处之泰然的。当其住在东照里亭子间里，过着起码的生活，而又支撑着病体工作的时候，就连不用钱买来的太阳光也照不到，这对肺病是不利的。杨大姐对革命、对同志的关怀，不由己地就非常热望他能有机会见到阳光，在我们面前也暗示过要他多来玩，我们当然欢迎。但秋白同志却很泰然地解释：只要想一想革命者随时有入狱的可能，那时什么也不能做，更不用说见到阳光了。住在外面，无论如何总比在里面（入狱）强百倍不止的，这样就在亭子间也心平气和了。这是多么伟大的忠诚于革命，不知有己的崇高品德呀！我们深深体会到他的精神，向他学习。然而作为鲁迅个人所能做到的，对革命知己的关怀和友谊，仅只能拼命设法给他介绍出书，冀于物质上有所帮助，从而对病体增加营养，更其对革命有大贡献，但还是遭到现代书局第三种人杜衡的扣压，致《高尔基论文集》终于赎出后才能出版，这里看到中国旧时代的作家说些人民要听的话时，如果不是自己又要经营出版事业，就永远遭受呕气，鲁迅们就是如此度着最黑暗的时日。（注：《回忆录》将此段对瞿秋白革命精神的颂扬有所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