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瑟伯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对中国人或中国的事物感兴趣吗？”

安蓉很茫然。

瑟伯说：“有两个原因，一是我们有一个年轻的董事会成员是中国人，他是我的好朋友，一名了不起的化学专家；另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公司在世界各地几乎都有机构，唯独在中国内地还没有，大家都知道中国内地是二十一世纪商家必争之地，二十一世纪我们公司的发展重点放在了中国内地，现在必须要做好准备。”

安蓉有点兴奋的样子。

瑟伯临走的时候，给了安蓉一张名片。他说：“如果你对餐馆失去兴趣的时候，可以来找我。”

瑟伯走后，安蓉陷入了沉思。她每天这样忙忙碌碌，为了什么呢？当然是为了那些绿花花的美元，可那些美元又是用来做什么的呢？自己曾经想在美国这片土地上干一番事业，事业成功的标志就是自己拥有更多的美元。她开始怀疑自己的想法了。她对自己说过，现在走进厨房是为了有一天走出厨房。走出厨房干什么呢？事业在哪里呢？她意识到她现在不过是美元的奴隶而已，对此她很不舒服。

对于安蓉来讲，到美国之前印象中的美国和到美国后自身经历的美国完全是两个概念。她惊于过去在国内看到的报刊上，美国人多沉溺于享乐主义，男人野心勃勃尔虞我诈，女人无病呻吟摩登放荡，都毫无社会责任感可言。但这与安蓉耳闻目睹的得州人蚂蚁啃骨头的求实精神，及由人与人几乎与生俱来的平民意识所沟通起来的和谐世风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反差。不能不说安蓉有些喜欢这个国家。在得州，一个马路边上随便开着加油站的老板可能是一个百万富翁。一个市长或警察局长在没上任之前可能是一个医生或中学教师、律师什么的。即便真的成为社会名人，如奥斯汀的一位女作家，写出了一系列以狗为主人公的童话作品，被称为最受美国孩子欢迎的大人，光版税收入就超过一百万，可她仍在经营着上千亩的牧场，她总是把那些牛伺候好后才进屋写她的书……就是说，人们不管你干些什么，你能够从你从事的行当里，为社会提供方便，为自己和家人提供体面的生活，人们就会感谢你和承认你的成功。人们没有地位差别的观念，即便有也微乎其微。当上市长，或许他的收入不及他当医生的时候，他是完全冲着为社会尽公责走进政府的，便能货真价实地要求他的下属把“让纳税人满意，是我们的全部职责”这句话，不但贴在了每间办公室的门口，也铭刻在每个公职人员的心上。安蓉为开餐馆的事去过政府，一个上午就办完了所有手续，因为从此以后她将给这座小城纳税，并可以为它解决几个就业岗位，因此政府官员们对你满怀感激之情，他们像对待自己孩子恩师那样对待你。就是小城的警察局局长，不管他有怎样的权力有怎样的待遇，隔三差五到安蓉店里来就餐时都会顺便问一句：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的？然后像其他顾客一样静悄悄地吃完，静悄悄地付账。一个在仕途上没有终身制、职业上多元化的社会，一个不是政府凌驾于个人之上、而是由纳税人制约政府的社会，上上下下都有一种不因职业与职务而改变的平民意识，便是很自然的了。

安蓉对这种环境很受用也很满意，从这个意义上讲，安蓉在客观上并不是只为那些花花绿绿的美元。可在她的主观上总是很不舒服，总是感觉到美元奴隶的那种悲哀。她觉得她应该有比开餐馆更大的事业要做，那事业在主观上在客观上都会令她感到很欣慰的。可那事业是什么？她根本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