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日落”的中华帝国与“日不落”的大英帝国

信奉上帝的中国女性必须把初夜交给西方神父，西方抢劫的不止是中国的财富，还有中国的小脚女人。1839年当英国政府得知中国禁止鸦片贸易，英国外相巴麦尊勃然大怒，声称对付中国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先揍它一顿，然后再做解释”。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的历史一下子变得惨不忍睹。

鸦片战争之前，西方来华的传教士不多，利玛窦之类的传教士还比较尊重中国文化，他们在给中国带来西方文化的同时，也向西方传播着中国文化。中国古代经典最初的西方译本，大多都是这些传教士的功劳。虽然熟知西方的辜鸿铭不断指出传教士翻译的中国经典有大量错误，但是，这些来自东方的智慧结晶还是启发了很多启蒙运动时期的西方思想家，如伏尔泰、魁奈、莱布尼兹等等。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传教士大量进入中国，其中有很多都是恶贯满盈的流氓。有的传教士甚至把欧洲中世纪的初夜权带到中国，信奉上帝的中国女性必须把初夜交给西方神父，甚至还要随时满足传教士的性欲。对于钱财的巧取豪夺司空见惯，传教士还随意剥夺中国公民的生命。清朝政府一旦对这些流氓传教士采取法律手段（例如逮捕），西方国家几乎必然会跳出来，向北京发出威胁性的外交照会。青岛沦为德国的殖民地，起因就是传教士安治泰蓄意挑起事端，为德国制造了一个无理的借口。

西方传教士在鸦片战争前后截然不同的表现，反映了当时一个根本的转变——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渐渐失去了保护自己的能力，以前心理上的不平等，变成事实上的不平等。对于西方来说，他们似乎终于证明了自己文明的优越。而对于中国人来说，世界突然乾坤倒置，曾经高傲地以为自己站在历史发展最高点上的中国人，居然成了世界的下等公民。国门洞开的中国成了西方的金矿，成为西方的“阿里巴巴山洞”，而传教士充当了贪婪资本家的先头部队。

辜鸿铭出生于东南亚，从小接受西方教育，长大后在欧洲几个国家拿了多个硕士学位，他对西方社会的了解，是当时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所不具备的。1901年，辜鸿铭在他的一本写给西方人看的英文著作中写道：

大不列颠和美国派出所有他们从事的挑拨离间和爱管闲事之辈到中国来，专横跋扈地对待和干涉上自皇太后下至那些可怜的妇人的足（指小脚）；德国派出所有他的犹太高利贷狗来中国欺骗达官并使其堕落；法国派出他所有“黑色暴徒”（指天主教传教士）来中国保护一切流氓和无赖。当中国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纵火——世人还都感到奇怪!

1901年，辜鸿铭用英文写了一部后来极为轰动的《尊王篇》一书，在上海的别发洋行印行。此段文字见其英文原书第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