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该书视野比较宽广，将众多领域、各个层次的大量内容进行了系统化的总结，提出了一些其他著作没有涉及的新鲜问题。视野宽广，内容丰富，知识含量高，是任何优秀教科书努力追求的目标。该书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特别是体现“三个结合”：一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该书中，读者不难发现，作者的成书逻辑是以问题为线，以理论为纲，以对策为目。通过此种设置，作者成功地将对相关的理论阐述消融在现实国际政治发展的历史过程之中。比如在关于大国竞争的第4章中，作者首先提出了存在于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最主要问题--大国争霸现象，然后，分别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以及未来大国政治的历史叙述中把握不同理论家对大国竞争问题的分析，看上去十分工整，而且将不同的研究成果整合在一个有机框架中，有助于读者把握不同学者的学术贡献。二是行为体与议题的互动结合。作者在第1章中就明确指出，该书的编写思路就是努力实现行为体与议题的互动结合，这样做的好处在于打破传统的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关系设定，即认为，在国际政治领域中不可能存在非国家行为体活动的空间，国际政治处于大国争夺的“权力角斗场”。作者指出，这种设定是不准确的。国际政治本身也是国内政治，尤其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深化，此种传统设定已经变得不合时宜，许多问题都需要从全球化的视野进行分析，思考某一国际政治现象的国内根源和社会基础，已经成为深化国际关系研究的一条重要思路。可见，该书在这方面做出了非常有价值的尝试。三是高度政治与低度政治的结合。这已经成为当今国际政治研究界的一个共识，该书的特点在于更加强调低度政治，不仅在篇幅上偏重于全球化、国际经济秩序、人权、南北关系等问题，而且在讨论高度政治问题的时候也基本上从两者之间的关系出发，反映了当代国际政治内容的变化。

再次，该书在观点上充分体现了不偏不倚，对于各家各派的观点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作者并没有站在某一理论派别的立场上对其他理论进行批判，而是平等公允地介绍各家各派的观点。在该书中，不仅可以看到多种多样的观点，而且多种多样的观点在其中交映成辉，相互为用。该书的这一做法符合上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政治发展的客观逻辑。众所周知，冷战的终结带来了两种并行不悖的发展趋势：一是两极体系坍塌，世界仿佛重新退到未来（back to the future），回归成为一个松散的、多极的、均势的体系，不同的是美国可能在军事领域中占据支配地位。在这样的世界里，各种国际制度依然是按照国家权力的地位进行排列的原则运作。二是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在全球范围内得以展开，国家日益转变成为“贸易国家”（trading states）或者“虚拟国家”（virtual states），国家发现发动战争无利可图，因此不再从事战争准备，而是转向贸易竞争。冷战结束以来，这两种世界趋势的发展，推动了国际关系的两大理论路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交叠发展，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相互取长补短，逐渐趋于合流，彼此的界限日益模糊。因此，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采取平等的态度，全面准确的阐述其不同观点，对于理解当前世界政治的变革是十分有益的。除此之外，该书还对一些刚刚崛起的理论流派的观点也做了比较详尽的阐述，比如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等。

最后，该书还渗透着作者的一种价值关怀，在一定意义上是一本具有理论框架意义的教科书。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尽管流派不一，但每个流派都有自己的理论使命，也就是自己为之努力的“价值坐标”。围绕这个价值坐标，展开成为一套理论体系，这就是丹尼尔·贝尔所说的“概念图式”。从该书的整体逻辑来看，贯串始终的价值坐标是寻求一种全球政治的范式，作者在最后提出的12大问题基本上都是全球政治需要回答的最重要的问题。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该书所力求建构的全球政治范式是以西方价值观为基础的，从根本上还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尽管作者也提到了国家形象建设的重要性，但是，从骨子里还是力求将全球政治改造成为西方文明的扩展，这一点是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必须加以注意的。

小查尔斯·凯格利教授是美国国际关系学术界相当有影响的学者。读者看到的这本书已经是第11版，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北美、欧洲和大洋洲的大学里一直是颇受欢迎、广受认可的重要教科书。它的中译本的出版，对于中国国际关系及其相关学科的教学和研究是十分有意义的，必将对推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做出有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