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译后记 ◆

哲学大师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曾指出：“历稽哉籍，良史必有三长：才、学、识。学者，史料精熟也；识者，选材精当也；才者，文笔精妙也。”在他这本“导引”性的小书《中国哲学简史》中，冯先生充分地展现了他的才、学、识。

治哲学史如此，做翻译工作也如此，学术翻译尤其如此。翻译对译者，原创对作者，尽管两者的要求有很大的差异，但“翻译实为第二次创作”却早已广为翻译界所认同。我认为，学术翻译对作者的资质也有着三方面的要求，类似以上“才、学、识” -- 语言能力（包括对来源语的准确理解和对目标语的准确表达）、文化能力（即对来源语背后的文化的熟悉和理解）以及专业能力（对相关专业术语表达的熟悉）。这三种能力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我国目前的学术翻译虽蓬勃发展（仅从新闻传播类日益增加的专著译著就可看出），但遗憾的是，很多翻译者很少能全具这三种能力。大多翻译者仅仅稍具英文水平（大学英语四、六级证书），便忙于学术专著翻译，每天几万字，几周便能完成一部，因此翻译水平的底下甚至闹笑话自然不可避免。有鉴于此，有学者呼吁，大学除了培养一般外语和专业人材外，还应多培养一些既能搞专业研究又能搞翻译的学术人材，“这将对我国学术著作的翻译工作和文化工作起到更大的作用。”诚哉斯言。

在此背景下，世界图书公司能遍访各学术机构，寻求合格译者，推出众多名著精译，这实在是众莘莘学子的幸事。

本人求学治学，先浸润于英语语言文学，后从事英语新闻实践，前后历十余年；接着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习新闻传播学，再后从事新闻传播学的教学与研究，因此在语言、文化和专业三方面具有了一定的积累和预备，因此蒙世界图书公司吴兴元总编助理青睐，联系我翻译此书，能将语言、文化和专业结合并用，这是我乐意接受的。

我所翻译的这本书原名为《变动世界中的大众传媒》（第2版），作者为纽约城市大学布鲁克林学院大众传媒教授乔治·罗德曼。正如读者已经感受到的，该书的最大特点是信息量丰富、全面，兼具广度、深度与时效性。

在广度上，顾名思义，本书的主要内容与大众传媒相关，而大众传媒几乎无所不包。我们知道，拉斯韦尔曾以“谁（who）说什么（says what）、通过什么渠道 （in which channel）、对谁说（to whom）和获得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精炼地概括出传播的结构。随着信息与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融合，这五个环节中的每一个又都可以做具体的细分，并且各细分类型还可相互交叉，因而导致“大众传播”呈现出极为丰富多彩的类型。

在深度上，本书作者为大众传媒领域的资深学者，在本书中，他利用其在该领域内多年积累的教学、研究和实践经验，从历史、行业和争议等三个方面入手，对每一主要大众传媒在美国的发展历程、现状和面临的挑战都作了阐述和分析。尤其有价值的是，作者对传媒行业的，如图书、电影、杂志等产业的运作做了细致入微的描述，这使本书内容在庞大驳杂之余兼具相当的深度。

在时效性上，作者将大众传媒置于“变动世界”这一背景之下，囊括了近年来出现的传媒业热点，如《达·芬奇密码》、《哈利·波特》现象等，以及最新信息与传播技术对传播业的影响和渗透（如有声图书和电子图书等）。这部分应是本书尤有价值和吸引读者之处。

由于广度、深度和时效性兼具，该书内容庞杂，新闻、娱乐、历史、社会、文学无所不包，其中很多内容，如图书名、报纸名、杂志名、电视节目名等，对美国人而言可能是耳熟能详的，但对虽长期接触但毕竟生活在美国文化之外的译者而言，要将这些名词形质兼宜地译成中文，自然有不小的挑战。所幸借助相关参考书目以及互联网，译者对其中约定俗成者基本能应对。另外，由于书中涉及多个传媒行业，因此原文行文在逻辑上并非一以贯之，因此也给翻译增加了一定困难。

翻译工作其中的苦与乐，非践行而不能体认。本书内容丰富而庞杂，翻译无疑是苦的，但我仍很高兴有机会翻译这本虽为入门水平，但语言平实、结构合理、内容丰富、图文并茂和资料翔实的大众传媒教科书。如果读者能感受到译本继承了原作的这些长处，甚至对原作有所提升，因而能激发学习热情和兴趣，这也是我作为译者的最大期望和荣幸。

本书译本的顺利和及时付梓，离不开世界图书公司的吴兴元总编助理，特别是本书编辑郭晓慧细致入微的辛勤劳动。我和她合作令人愉快。在此向两位表示诚挚的谢意。另外，对翻译中可能出现的不妥乃至错误，都是我作为译者的责任，这是毋庸置疑的，敬请使用者能不吝指出，以便改正。

译者邓建国于复旦园

2010年8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