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在1945年年中冲着斯大林脱口而出道，一道“铁栅栏”正在东欧周围落下。这位苏联领导人淡然回应道：“全都是无稽之谈。”其实这话不能算全错。罗马尼亚和波兰的危机确实使这两个国家周围的“栅栏”抬高了，但在其他地方苏联的策略却有所不同。俄国在匈牙利主持的选举产生了一个非共产党政府。在保加利亚，由苏联操持的选举即便不合美国人的胃口，至少也让英国观察员感到满意。斯大林还同意在芬兰建立一个独立的非共产党政府，只要芬兰人奉行对俄国友好的外交政策。“铁栅栏”绝对没有把整个东欧都围住。如果双方都想在其他区域避免对抗的话，此时还是有商量的余地的。

3 妄想狂或现实主义者？

但是商量的余地毕竟有限。斯大林的信条，以及他的那种决不能使俄国再从西边被侵略的决心，都大大地限制了其外交选择余地。战争造成的满目疮痍也容不得他做别的打算。要在共产主义体制下实现快速重建需要安全，就必须得到东欧和中欧的资源，就必须对俄罗斯民众持续施加严密控制。战争的体验是不可磨灭的。用一位心理学家的话讲，俄罗斯人看待他们生命中的所有事情都是从“极为惨痛的二战经历”出发的。 这场战争摧毁了1700个城镇和7000个村庄，造成2500万人无家可归。有2000到3000万人死亡；仅列宁格勒一处的围城就造成60万人饿死。

在这些血雨腥风的年月里，斯大林老奸巨猾地改变策略，不再号召他的同胞为了共产主义而牺牲自我（虽然在共产主义的名义下，曾有几百万人在30年代被斯大林处死或是流放到西伯利亚监狱），而是为了“俄罗斯母亲”。然而，没有什么证据显示出斯大林悄悄地改换了他那种特殊牌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义。这一点是关键的，因为所有的苏联领导人都用这种教义来标榜他们的政策。无论是在决定对外政策时，还是在佐证他们的权力的时候，或者是在压制国内的反对声音时，他们都要动用马列主义教义。所以，对于外界观察家来说，“主义”就是风向标。官员作决策的时候，他们会引经据典，拿某种适合的主义来标榜已经决定了的政策，而主义的变化也显示出政策的变化。

1945年春天的斯大林的政治教义和他在1939年所说的关于西方“帝国主义者”的观点相比起来并没有多大变化。战时联盟明显并没有使他的看法有丝毫改变；或者说如果有什么改变的话，那就是西方开放东欧门户的企图又再次引发了斯大林以前的那种担心。1945年4月，斯大林告诉他的共产党同志们另一场战争只是个时间问题。他警告说，德国人“会恢复过来，而且很快”。“给他们12到15年的时间，他们就会重新站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斯拉夫人的团结是如此重要！”

在1945年中，红军的胜利和东欧日益紧张的局势促使斯大林加紧对苏联国内的控制。苏联建起一些特别的学校来教授这位独裁者的学说，“俄罗斯母亲”让位给了“光辉的斯大林”。红军受到了特别的关注，他们在中欧领略了腐化的“资产阶级”风气；而且红军规模扩充很快，以至于斯大林难以对其施加严密的政治控制。他擢升他的亲信拉夫连季·贝利亚——令人生畏的秘密警察首脑——为红军的元帅，而且还给自己加授大元帅衔（generalissimo）。唯一有能力挑战斯大林权威的军队高官也都慢慢地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到1945年夏天之前，斯大林的权威已然不可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