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拉丁美洲在政治上并没有被忽略。在年轻的拉美事务助理国务卿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和参议员亚瑟·范登堡（Arthur Vandenberg，密歇根州的共和党人）的谋划下，一个确保美洲稳固地处在华盛顿的势力范围之内的政治办法被设计出来。这手段就是联合国宪章第51条。在1945年春天建立联合国的旧金山会议上，洛克菲勒和范登堡主持制订了这个条款。它允许通过特别的、建在联合国之外但须遵循宪章原则的地区性组织，来进行集体自我防卫。通过这种方法，地区性组织就可以规避安理会中俄国的否决权了。美国于是就可以控制自己的地盘而不受苏联干涉了。

洛克菲勒对拉丁美洲十分熟悉，因为他的家族在此投资（特别是委内瑞拉的石油）。他想把俄国排除在外以便北美和南美可以在经济上实现一体化，并且可以在不受外人指手划脚的情况下发展。洛克菲勒也懂得，除非美国“在西半球有一个紧密的国家集团”，否则它就“不能在世界舞台上做它想做的事情”。 而范登堡还有其他理由。尽管众所周知这位30年代的“孤立主义者”在1945年前转变成了“国际主义者”，但他的立场变了多少，是个问题。

这位身材肥硕、满头银发的参议员正体现出这么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当美国人无力主导国际事务时，他们就倾向于成为政治上的“孤立主义者”；而当他们行有余力时，便摇身一变而为“国际主义者”。（但美国人自从17世纪以来便是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国际主义者”。）美国人很少愿意在行动自由问题上来讨价还价或是做出妥协。他们是在有主导权的情况下才加入诸如联合国这样的组织的。在二战中，范登堡逐渐地放弃了先前政治上的“孤立主义”，因为他相信美国有了把大西洋宪章的自由加以推广的实力。他在1945年初宣称，这些原则“随着我们舰队扬帆远航，跟着我们的展翅高飞，伴着我们的烈士长眠地下”。而且这些原则适用于所有人，包括东欧的人们。但是雅尔塔协定使范登堡震惊了。他称波兰问题的协定“糟透了”；他担心联合国背上苏联在安理会否决权的沉重负担，就不能实施大西洋宪章。然而西半球是可以被保护的。当他和洛克菲勒炮制出第51条的时候，他认为自己已经在新旧两个世界获得了最好的结果：美国在新世界拥有排他性的权力，又有在旧世界施加影响的权利。

陆军部长史汀生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中有明显的混乱，他谴责这种美国人：“（在西半球）抱定被夸大的门罗主义观念不放，同时又在中欧出现的每个问题上都插上一手。”几乎只有他一人主张实行另外一种政策。史汀生希望的是，通过美苏双边谈判（而不是在联合国的框架内谈判，因为美国人控制了联合国内的大多数，所以在那里俄国人心存戒备，不好商量），双方都能够同意对方应该拥有用于确保自身安全的势力范围。但是因为史汀生已经在波兰问题上说错了话，所以这次他在这个问题上也就失去了发言权。杜鲁门是不打算搞什么讨价还价的。总统告诉他的顾问说，他或许不会得到100%，但是会得到85%。甚至在俄罗斯特别敏感的罗马尼亚，国务院在1945年8月的决定居然是，“我们决心得到和俄国人平起平坐的地位”。然而，在美国人的压迫下，苏联人只有加紧对罗马尼亚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