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国局势失控

1945年末，在某些美国人眼中40年代乃至之后几十年中的英雄人物乔治·巴顿（George Patton）将军，在一个主日学校（Sunday school）的课堂上向一群八岁大的孩子们发表演讲。巴顿肯定地对孩子们说：“你们是下一场战争中的士兵和护士。另外一场战争会到来的。战争总是会有的。”

到了1946年，战争似乎如此地迫近，比巴顿预料的还早。在满洲、伊朗、土耳其和欧洲，美国和俄国的军队都已经面对面地对峙上了。两国间几次达到战争一触即发的地步。尽管在中国危机事态并没有达到如此地步，但形势也已经很严峻了，因为美国正在丧失战争中用美国人的鲜血换来的在西太平洋的地位。

哈里·杜鲁门决心要固守这一地位。他在1945年9月告诉一位顾问说：“美国未来的海外利益将在西半球和太平洋。”总统认为美国在亚洲的利益有赖于加强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而蒋将取代日本作为这个地区的稳定力量。这其中还有经济利益。华盛顿官员相信，通过与蒋介石合作，不仅仅中国的巨大市场可以被开发出来，其他亚洲国家也可以成为美国的市场。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美国商人们对这个市场一直梦寐以求，而现在这似乎就要变成现实了。为数多达十亿的亚洲消费者将对避免另一场经济危机大有助益。国务院的中国通约翰·卡特·文森特（John Carter Vincent）鼓动说，战后贸易的恢复“要开足马力进行。我们正在努力使商人们回到中国，这对这些商人有利，也对中国有利。”能否塑造出一个既强大又符合西方利益的国家，是西方一个世纪以来都未予正视的问题。

这个雄心勃勃的政策马上就遭遇到一个重大障碍。蒋介石对中国的控制正在为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武装所蚕食。尽管双方的军队数量在1945年是五比一，但毛的军队人数自从1935年以来迅猛增加，其实当时蒋已经把共产党围困在了中国北部。二战结束的时候，共产党人控制着中国五分之一的土地和超过10500万的人口。与此同时，蒋政权深为腐败所削弱，其官员们挥霍了超过10亿美元的美国援助，而且把很多农民（占中国人口的五分之四）赶到了毛一方。特别重要的是，蒋政权无力控制急剧的通货膨胀，1937—1945年物价以火箭般的速度上涨了大约20倍，中产阶级几乎消失了。

罗斯福和随后的杜鲁门决心不让中国变成共产党国家，他们的政策首先就是把毛和苏联隔离开来。1945年，罗斯福得到了斯大林的承诺——他会和蒋而不是毛打交道。作为这项保证以及苏联关于参加对日作战的承诺的酬谢，斯大林在亚洲得到了很多领土上的让步：租借旅顺口作为苏联海军基地，大连港的国际化，中苏共管满洲东部和南部的铁路，苏联获得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当时在日本手中），在外蒙举行公投（1945年10月外蒙在苏联的监督下进行了投票，以令人吃惊的483290比0的票数使外蒙从中国独立出去，从而走近俄国）。蒋介石和斯大林就以上的大部分条款达成了一致，签订了一项《友好同盟条约》（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Alliance）。国务院以及一直密切注视着美国在亚洲利益的期刊，如亨利·鲁斯的《时代》和《生活》，均为这个条约喝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