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德国问题与核武器控制

到1946年夏出现的斯大林版本和丘吉尔版本的两个冷战宣言，对世界政治的两块试金石——德国问题和核武器的控制权——有着剧烈的影响。在德国问题上，战争赔偿是中心问题。国务卿贝尔纳斯试图消除俄国对于重新武装德国的担心，为此建议四大占领国签订一项重新统一德国的条约并且保证其非军事化。莫洛托夫拒绝了，因为俄罗斯在赔偿问题上的政策有了重大改变。春天的某个时候，苏联人停止了从东部德国运出机器设备，而决心代之以在这个地区生产产品（在那更容易获得劳动力和资源），然后用船把这些货物运回俄国。虽然莫洛托夫拒绝贝尔纳斯的建议，但卢修斯·克莱（Lucius Clay）将军在5月份通知俄国驻德军队的司令员，不得再从从西部占领区拆走赔偿设备。克莱生怕这会导致这些地区破产。他确信除非赔偿停止并对西部地区加以重建，否则那里的老百姓几乎没有机会生存下来。莫洛托夫和克莱的这种举动是冷战的决定性时刻，因为他们就此放弃了通过有益的谈判来重新统一德国的真心希望。每一方现在都在着手经营自己的占领区了。

9月6日，贝尔纳斯在德国的斯图加特发表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演讲，对这一日益严峻的形势给出分析。这位国务卿宣称德国必须发展出口产业以便可以“自给自足，”并且拒绝承认东部德国的奥德—尼斯边界线。他宣布，必须赋予德国人以管理德国事务的主要责任（这可把俄国和法国吓坏了），并强调美国不会从中欧撤走。这是第一次一位美国高官这么公开地谈论这些事情。但是这篇演讲是关于历史的，而不是前瞻性的；它仅仅是总结了过去18个月的事态而已。

1946年夏天的第二个冲突也加剧了冷战的局势。因为广岛的关系，对原子能的恐惧弥漫在每一次外交交涉当中。1946年3月美国发布了一个控制原子弹的计划，即所谓的艾奇逊—利连萨尔（Acheson-Lilienthal）提案。这个报告建议经过一系列的阶段最终达到国际社会对核武器的共同管理。在只有美国拥有原子弹的这个过渡时期，美国将享有特殊地位，而其他国家则要接受国际机构的检查。一个月之后，杜鲁门任命华尔街的金融家伯纳德·巴鲁克为美国派驻新成立的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的首任代表。美国的政策开始迅速转变。巴鲁克生性多疑，他不相信艾奇逊—利连萨尔报告，一方面是因为他自己没有在该报告的起草委员会里居有一席，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个报告并没有涉及俄国在安理会的否决权。

巴鲁克决心排除苏联人在核查和制裁方面的否决权。而艾奇逊—利连萨尔报告则是打算在俄国同意的基础之上通过总体原则，然后再讨论关于否决权的问题。巴鲁克对副国务卿艾奇逊（他错误地指控艾奇逊把他们之间的谈话录了音）越来越反感，也对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之类的“世界大同论者”（One Worlder）越来越讨厌，称“我不再能理解”这些人了。 所有的“世界大同论者”都批评巴鲁克认为可以强迫苏联人放弃他们的否决权。但是巴鲁克最终还是胜利了，因为他说服了杜鲁门对苏联人强硬起来，而且要宜早不宜迟。在回顾了20年代美国海军裁减装备的事情之后，这位总统同意了巴鲁克的观点，说：“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扔掉手中的枪，除非我们能断定其他国家不会武装起来反对我们。”军事和政治顾问也都支持这种观点，断言俄国人至少在五到十五年的时间里不会研制出原子弹。只有少数科学家警告说这个时间段要短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