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温斯顿·丘吉尔在密苏里州富尔顿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他的观点。这位前首相对美国的力量大加吹捧，并请听众们注意，“上帝已经选择了”美国而不是“某些共产主义或者新法西斯国家”来拥有原子弹。丘吉尔呼吁说，为了利用这武器提供的“喘息空间”，“讲英语的民族”要在联合国的原则之下——但不是在它的组织框架下——“建立兄弟联盟”，以图重整世界。必须采取这种单边政策，因为“从波罗地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湾的的里雅斯特，一道横贯欧洲的铁幕已经落下”，使得东欧受到“警察国家”的统治。丘吉尔强调指出，苏联人并不想要战争，“他们想要的是战争的果实以及他们权力和教义的无限扩张。”

威斯敏斯特学院的演讲以“铁幕”一词而声名远播。但丘吉尔自己评论说，这篇演说词的“关键点”在于这样的一个建议：英美在联合国之外，以原子武器为后盾（这篇演说的题目是“和平的力量源泉，“在欧洲建立一个不会永久性地排斥任何一个国家的统一体”。苏联人认为这是对他们在东欧权力的直接挑衅。一周之内，斯大林就攻击丘吉尔和他在美国的“朋友们”，宣称他们与希特勒类似，持一种“激进理论”，即讲英语的民族“应该统治世界上其他所有的国家”。斯大林警告说，这是在“策划一场战争，是在号召发动一场对苏联的战争”。

在丘吉尔演讲之后不长的一段时间里，斯大林开始实行一系列新的政策。今天看来，这些政策标志着1946年春夏是冷战的里程碑。先前的15个月里，苏联人在尽力争取一笔贷款；可就在这几周里，他们终于断定华盛顿没有兴趣贷给他们10亿或者任何数量的金额。他们拒绝、加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原先希望用美元诱使苏联从东欧撤退并加入资本主义控制的世界银行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这样一来它的打算就落空了。

实际上美国这种希望原本就是没道理的。对俄国来说，控制边界的安全地带要比得到10亿美元甚至100亿美元重要得多。此外，早在1944年9月，一份美国的情报报告就间接地警告不要使用经济压力。这份报告指出，因为可以有巨大的国内牺牲，所以俄国“有能力只用其国内资源进行重建，而不用外国的贷款或赔偿”。1946年4月，国务院同意了这种结论，当时贝尔纳斯告诉内阁“只有在一个地方，金钱也无法改变国家利益，这便是俄国。”（这位国务卿又说了一句值得注意的话：“我们在全世界都会遇到这类事情，而这一点没有几个人能认识到。”） 华盛顿曾经希望，原子弹可能使苏联人更“好控制”些，这个模糊期待没有起作用；如今，金钱收买苏联人的尝试也被证明是行不通的。

在国内，斯大林宣布了一个新的五年计划，之后发动了一场激烈的意识形态运动，旨在消除西方的影响，神化和宣传斯大林的教条，并对斯大林本人大搞个人崇拜。安德烈·日丹诺夫（Andrei Zhdanov）的名字很快和这场运动联系在一起了。一位熟悉此公的观察者如此形容这个政治局里所谓的“知识分子”：“五短身材，修剪齐整的褐色短髭，高高的额头，尖尖的鼻子，一张有些病容的红脸，”他在“每个方面都略有所知”，但是对哪一门也谈不上精通，“这是一个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拾取关于其他领域的学问的知识分子的典型。”日丹诺夫断言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一种拯救全人类的使命，有权“以新的普遍人类道德来教导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