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普曼归纳出“X先生 ”和杜鲁门主义所主张的另外一种政策的严重后果：“在所有被认为应该‘遏制’苏联影响的国家中无休止地推行干涉”；在东欧农民以及中东和亚洲军阀中培植出“杰斐逊民主主义者”的徒劳而又代价高昂的努力；对于联合国，要么将其摧毁，要么使其变成毫无用处的反苏联盟；对美国人民造成巨大的压力，对其经济的管制势必日益严苛，而其士兵也会被派往苏联集团的地盘上去打仗。这位专栏作家警告说，如果真的按照“X先生”的谋略行事，在“经常变换的地理位置上和政治议题上”随时采取反击行动，那么苏联人将在冷战中取得主动，因为他们可以自由选择战场和和武器。最后，李普曼和杜鲁门政府一样强调德国的重要性。但与政府不一样的是，他认为控制东德的俄国可以从容地用策略战胜西方，即提出重新统一德国的最终方案来取得德国的合作，由此1939年纳粹和苏联条约就会重演。

李普曼的见识是很深刻的，但是他没有任何说服别人的机会。1947年8月底，国务院拒绝了李普曼关于脱离德国事务的建议。相反，美国官员认为联合国的“一个世界”“已经行不通了，我们现在面对的政治现实是分裂的两个世界。”“X”文章也显示，政府正在依据另一种假设行事：除非达成“安全”，否则经济发展不可能发生。这种对军事性质的事务日益增加的关注在1947年底发生的一件事情上变得很明显了：当时凯南建议美国要改变其对西班牙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独裁政权的长期敌对政策，以便在地中海区域营造适当的军事安全形势。而仅一年以前，美国还和英法一道要求西班牙人民使用政治手段颠覆佛朗哥政权，因为这个政府是亲纳粹的和威权主义性质的。凯南的建议标志着西班牙和美国关系的转变，而经此转变两国在1950年后开始了紧密的军事合作。

4 寻求军事安全

寻求军事安全的努力也改变了美国在亚洲的政策。眼见着蒋介石大势已去，国务院在寻找一个能帮助稳定远东的新合作伙伴。一个明摆着的候选人是日本，它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曾与华盛顿有过密切关系。它也是这个地区在工业上的潜在的动力源，堪称东方的德国。1945年以来美国就一手控制日本，而苏联人自然是被排除在外了。连澳大利亚都只是在承诺不妨碍美国驻日占领当局的首脑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的权威之后，才被允许向日本派驻占领军。麦克阿瑟制定了一部新宪法（其中日本正式宣告永远放弃战争），然后他操持进行了选举，而这次选举使他能够宣告日本人已经决定性地弃绝了共产主义；无论是对这位将军而言，还是对华盛顿的官员而言，这才是最根本的事。1946年，麦克阿瑟私下里拿美国的反共搏斗和基督在客西马尼的受难相提并论，因为“虽然基督被钉在了十字架上，但仍然是无往而不胜的”。

他还提到日本正在变成“我们的防御体系的西方前哨站”。1947—1948年，日本受到了“同一个胡桃的两半”的待遇。国务院对其1945年以来的政策来了个大转弯，决定重建日本工业并发展出健全的出口经济。与此同时，美国在日本列岛上的基地也将被扩充和维持，直到——用一位官员的话讲——“目前被缴械了的日本士兵重新拿起武器，其接受的训练足以保卫和平”。 如同在欧洲一样，随着美国把日本这个不久前的死敌改造成亚洲最重要的经济和军事盟友，经济发展和安全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