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医改方案的起草者刘国恩教授，其观点则倾向于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

刘国恩说，尊重市场规律是新医改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点。尽管医疗服务具有一定的公共产品属性，但仍具一般商品的特性。市场机制在这个领域里并没有完全失灵，而是仍有巨大的发挥作用的空间。美国医疗体制的问题并非一些人想象的那么严重。解决看病难等问题的关键是取消对医疗机构的诸多管制，进一步解放市场的力量。（《激辩新医改》，《经济观察报》2009年6月15日）

他认为，公立医院不应该再回到计划经济时代，应在产品的供给上鼓励市场化的竞争，促进效率和让价格回归理性。财政补贴的方向应是补给患者，即实施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提高患者的购买力。

“要先把产品的提供最大化，然后我们再来谈分配。现在大医院患者人满为患，说明这个市场的供给是短缺的，一方面是供给短缺，另一方面是很多人的需求被抑制，这说明垄断的存在，也说明开放这个市场的重要性。”

他认为，提倡把财政补贴补向公立医院，只可能会导致低效率和腐败。“补需方其实也是间接的补供方，补到患者手中，即赋权予老百姓，患者通过医保机构与医疗机构谈判，谁提供的产品好、价格低、服务好，就购买谁的，同时还拥有监督权。这些费用最终也是流回到供方手中。”与此同时，通过补需方的形式也同时一定程度上起到“管办分离”的效果，“现在的问题是，卫生部门并不愿意管办分离。”

强调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入公平竞争，极易被扣上“市场化”的帽子，在政治倾向上也比较危险。而提出让政府的投入和群众对医疗服务有更多的选择，而非代表某一个部门或既得利益的群体说话。在医改走向的争论中，很少有人愿给持此种观点的人搭建讲坛。因此，就比较落寞，其知名度也远不如借解读医改四处奔走、在媒体上频频露面、声名鹊起的专家教授。

因为，以今天的社会中，恶性竞争其实是无处不在的，即使政策没有给正当公平竞争提供空间，用不正当甚至不法的手段照样能够实现。实际上，垄断和缺乏有效监管的公立、公办、国控等等看似健康的肌体，往往是最容易被“商业的手段”攻破的。

在改革初期有一句常说的话“不找市长找市场”。反过来，找不到市场就去找市长——想想这些年来因腐败频频落马的市长们，还不够令人深思吗？现在，药品销售上，“药虫子”、医药代表们，同样不找市场，而专找院长找医生，依旧依旧，究竟谁肥谁瘦？

2006年6月3日，北京大学光华学院组织的“北京大学三井创新论坛”上，李玲与刘国恩教授就新医改方案进行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辩论。尽管这只是一场教授或者专家之争，不涉及学术、品行、才能，但双方基本分歧已大体表达清楚，泾渭已分，高下已见。

17 争锋之二：医改方案中的“假命题”

我在与一位朋友讨论医改问题时，他认为有不少是在“假命题”上白费工夫，比如“充分认识”“医改的重要性与艰巨性”即是。

中国改革开放都已经三十年了，还用得着再讨论其重要性、紧迫性和必要性么？中国农村改革发起时，讨论过重要性、紧迫性、必要性和艰巨性么？那些都是明摆着的，妇孺皆知。

这话有点道理。

但为什么我们一接触医改这个问题时，即往往先被引入这个看似命题重大，需要只争朝夕地去做，同时又令人焦灼、憋气、泄气，极易无所作为的“地雷阵”呢？

用北京大学刘国恩教授的评价是“内容空洞、形同八股”。这种“一言以蔽之”并不太好。还需要认真分析，在耳熟能详话语的起承转合中，找出潜伏着的“关键词”。

比如，需要“充分认识艰巨性”、医改是世界性难题，就给“难以解决”找到理由，给畏缩不前找台阶下，使前面所说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晃晃悠悠，一脚踏空。也许，最后会使百姓望眼欲穿、期待已久、渴望能尽早解决的事，变得不那么重要，不那么紧迫了，变成了“太极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