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医改完成是个十年二十年的“文火”、慢功。医改出手慢、出手轻，打太极拳有理。“议论纷纷，兵已渡河。”一届接一届政府，一茬接一茬的领导。望不到云开雾散、月落日升，年青人成了老人，一些疾病缠身、苦于不能得到医治的人，更是在有生之年等不到了。由于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人们关心的医改方案本身，故在此不加以评论。

在医改方案中，毫无疑问，“公益性”一再被滥用，成了拒绝改革、完全保持并加强现行卫生体制与公立医院运营机制的挡箭牌。如果医疗卫生改革不触及体制机制，那还有什么意义？！

什么是公益性？

公益是相对私利而言的。

“从改革方案设计、卫生制度建立到服务体系建设，都要遵循公益性的原则。”非常正确。我想更应该把话说得直白一点，用不着专业或者学术的表达：所有医院都负有一定的社会责任，不应以盈利为优先目的。这本来是一个常识。卫生服务体系要遵循的原则，其实就是一点：非盈利，或者把盈利控制在极低的水平，并尽可能为穷人适度减免医疗费用。

于是，我想起那些环保志愿者，想起北京奥运会的志愿者，想起边疆山区小学任教的大学生，想起到贫困地区扶贫办学的企业家，还有，曾经在草原牧区巡诊的“门巴”，在艾滋病村工作的医生和社会工作者——一些人在医改中对卫生公益性的“热爱程度”，似乎与这些无关。

由于种种原因，多数医院仅靠国家拨款、收取卫生服务费用，无法满足需要。从80年代后期开始，医院药品销售就存在回扣。国家有关部门允许医院药品加成最高不超过15%，其初衷也是把暗扣变明扣。没有想到这暗转明、地下转地上，被扣上“不给钱给政策”，成了“市场化”和一些人“掉进钱眼”的理由。

任何名词，一冠以化，便有了泛滥、至上的含义。

应该说，药品最高加价不超过15%，大体在合理的范围内。你可以加5%，也可以加10%，远没有达到“化”的程度。

我们知道，真理只要走过一步，就会变成谬误，量变就产生了质变。全国多数公立医院，走得太远、太过了，对药品的批零加价太高了：据国家发改委调查，全国医院药品加成平均达45%。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对这些“过度市场化”，进行过有效监管没有？

不说现在小病，往往也要经过“排除式”的全面检查和过度治疗，有多少“公益性”医院、多少种药品加成低于15%这个高限？

18 能陷政府于“无信不义”的“公共产品”

按大的类别分，医疗卫生制度大抵分为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两类。

前者是指防疫、传染病控制、卫生宣传、精神卫生、艾滋病防治等，全部由政府财政支出政府主导，这没有什么问题。

医疗服务内容不同，差异很大。

在国际上，医疗卫生服务是分级的。初级医疗卫生服务大体相当于基层的门诊。二级则是住院治疗。三级多为专科治疗和特殊服务，比如说牙龈发炎是一般门诊，镶牙则是特殊服务了。当然，也可有另外划分的办法。

在七八十年代，中国基层基本的卫生服务也叫初级卫生服务体系，而且沿用了几十年，大家都知道具体的内容。国际卫生组织提出，世界各国在2000年实现初级医疗卫生服务。不管是否全面实现，“初级卫生服务”这个名词，在中国也淡出了历史，变成了“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经过“螺旋式”的上升，时代、国家和医学水平的整体进步，服务会有质上的提高，就像过去吃酵母片，今天吃健胃消食片，过去打青霉素，今天用头孢一样。

我想，从医疗服务分层上说，其核心内容应该差不多的，即：基本医疗，应该是门诊、小病；非基本医疗，是大病、住院治疗。

基本医疗有公益性质，因为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大多无需住院，将来看门诊的大部分在基层医院、社区诊所或卫生服务中心。但医疗服务都是要收费的。由于收费低，需要国家的补助。这种国家投入主要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而非政府自己举办社区诊所、社区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