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今天医改方案中的一些名词，耳熟能详。一些做法，在过去六十年中都是实行过的，如收支两条线、差额补助等等。中国政府的财政非常复杂。在美国能当财长的，未必能在中国当好财长。如果都熟悉了，恐怕当一个财政部的高级官员没有问题。中国缺的，大约是格林斯潘之类国际上的金融人才。

庸医开方就像在豪华宴席上点菜，翻翻菜单很容易，满汉全席、鲍鱼鱼翅，还有名酒好烟。可都是要别人买单、纳税人买单。还指着责问，你财政不差钱，老百姓也不差钱，为什么不付款？

可我们是穷人啊，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

就像被选全国十佳少年或环球美女一样，据说李教授已经评为北大年度“十佳教授”了，总是好事。只想说一句，做学问应该老实，研究经济更要踏实认真，耍不得一点花架子。

22 “八个版本的医改方案”和三部门分歧

在中国医疗体制改革争论白热化之际，中国政府把新医改政策的出台列入了议事日程。

2006年末，国家医药卫生体制部际协调领导小组成立，由国家发改委和卫生部牵头，由相关部委组成若干调查小组分赴各地作专题调查，然后写出方案初稿。

与以往我国农村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不同，依照国家部际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的要求，2007年上半年，七家国内外机构，即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和麦肯锡公司受邀向小组各自递交了一份改革建议书，对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提出指导原则和制度设计框架。有些单位教授专家在建议书完成后还向社会媒体公布。

5月底，国家医药改革领导部际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国际研讨会，邀请七家机构展示其方案并进行研讨，有16个部委的官员参加。中国人民大学还主动提交了另一份改革方案，也在会议发言。同时，“民间”医改的方案设计也一再升温，对世界各国的医疗卫生体制的了解也不断深入。

不管著名大学还是研究机构，不管有多少高水平的学者教授，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对一个世界性难题，都不可能有独特的创造，甚至连拿出一个系统完整且切实可行的医改方案建议，几乎都是不可能的。

这次会议开得很热烈，效果也好于一般的学术研讨，教授们也感到很荣幸。各平行机构报告人汇报时，有众多的与会专家举手，争相提问，观点交锋，问题犀利，毫不留情。其实，这种征求意见的会议往往会流于形式，虽然形式也很重要，但毕竟证明了公共政策需要公众的参与。没有“过场”，便没有下一幕正式拉开。正如后来陈竺部长所说，没有七套八套方案，最后只有一套。

如果说，各研究机构、大专院校提出的方案，“政府主导”还是发挥“市场机制”，医疗的公益性还是市场的趋利性，投资供方还是需方，多数还是停留在理论层面上的话，各部门对医改方案的建议，则突出体现了部门的责任，还有权益。医改涉及的部门很多，主要是卫生、劳动和社会保障、财政三家。其他主要是某一方面，如发改委价格司主要是在定价方面。本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也可算是一家，但自2009年由国务院直属局改为卫生部管理的国务院局以后，很少听到药监局独立的意见了。那年也真够玄的，大部制改革的呼声很高，连计生委都有人担忧，卫生部可能又多了项“基本国策”的职能。

部门的医改方案，大体有三种模式：

一是卫生部的财政投入优先保预防和小病，投资供方。

保预防的公共卫生，这没有问题。保小病则主要是农村与城市社区，有一些分歧了，即只允许政府自己举办基层卫生机构和网络；还是政府可以举办，同时利用社会力量，政府购买服务。至于投资供方，全部包下公立医院，则问题更多了。由于资源高度垄断的经济下根本无法克服“大锅饭”的弊端，必然严重影响医疗服务的质量。有权、有关系的可以无病开药、小病大治，会使费用增长过快，最终政府会不堪重负。“人人享有卫生保健”搞不好又会成为一张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

二是社保部门的“政府主导”，是为需方购买服务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模式。大约这个方案得到拥护的人比较多。财政保公共卫生这一部分是比较一致的。其余财政的投入，主要是帮助城乡居民建立包括大病小病在内的医疗保险，即社保部门举办或管理的医保机构。应该说，对目前的医保，人们还存有疑虑。好是好，但一般百姓得到的实惠不多。如保大病不保小病，一些贫困家庭就看不起小病，小病的早期诊断和治疗，使小病拖大。而且现在“小病”花费并不少，感冒一进医院就得花几百元甚至上千元。医院狠宰病人，而医保又捂着钱袋“惜保”。同时，医保部门也要管办分离，加强医保基金的管理。尽管麻烦，医保要加强对合理治疗和合理用药的审查。最好用一卡通，不必让人先自己掏钱，再去报销。

三是财政部门的意见建议。财政卫生投入不足是这次医改争论中备受指责的方面，但财政最后是要拿出钱来的。保公共卫生没有问题。但对医保、基本医疗服务，只好“保底”了，保底，就是保低线。有卫生部门的专家拿发达国家如何，发展中国家又是如何，卫生投入占GDP多少，说来说去，中国的医疗卫生投入应该成倍增加才对。须知，中国的GDP有不少水分，只有财政的收入才是真金白银——地方税收还有收后返还的“账面收入”，地方财政靠卖地支撑着的也不少。因此，财政部门并不完全认可医疗卫生完全是公共产品，是公益性事业的说法。多数医疗服务并不是公共产品，需要明确政府在市场中的定位，同时更倾向于购买服务，而不是政府来包办，实际上这也是包办不起的。

各有利弊。现在医改方案大体采取了折衷的办法，既补供方（卫生医疗），也补需方（医保全覆盖），但总的来看，“医保全覆盖”确实有一定的“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一个网友说，期盼的是此次新医改能够真正使“看病难看病贵”解决好！但担心挥之不去：一是担心方案走入“马拉松”，“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看准的事情就要抓紧去做。二是担心全民医保步伐太小，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不能再前怕狼后怕虎，对医改该来一个跨越式发展了。三是担心“2020年基本实现”太长了，老龄社会中许多人望眼欲穿是等不起的。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对全民医保来一个集中攻坚，毕竟有30年改革开放的基础。四是担心通过医改降低了药品价格，但却提升了医疗服务价格，看病难看病贵照旧甚至雪上加霜，医改目标最终偏离甚至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