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梁启超写了一份英文声明，题目是《我的病与协和医院》，至今保存在病案中。声明后来被翻译成中文，发表在《晨报》上。他写道：“右肾是否一定要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据当时的诊查结果，罪在右肾，断无可疑。”“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

与“医闹”们不同，梁启超有大家风范，他不会乘机索要巨额赔偿，而选择了为协和辩护。因为他不希望别人以他的病为借口，阻碍西医在中国的发展。他说：“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

现在，这些著名的医院，都是卫生部直属。协和等医院在解放后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其许多优良的传统与科学精神，百年来都是一脉相承，剪不断理还乱。也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医学科学和医院的定位，对于究竟是社会力量举办，还是政府部门举力，是公立还是民营，并不是最重要。

一天傍晚，我来到了北京的王府井大街。北京四大基督教堂之一的王府井天主教堂罗马式建筑，在夕阳下屹立着，尖顶染上了紫铜般色泽。这所教堂据说可以上溯到明代到中国的第一位传教士利玛窦。基督教包括天主教的新教，这座教堂被称为“东堂”。几百年来教堂几经毁建，近年又被修葺一新，成了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教堂前的广场上，有好多孩子在玩。

协和医院灰黑色的中式建筑，隐在教堂后面。也许，医院与王府井天主教堂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联系。我想起，协和著名的林巧稚大夫出生在厦门一个基督教家庭，母亲早逝，跟着哥哥长大，她早年就读于教会学校和协和医学堂。据说，她在报考协和时，同在考场上的一名同学突然晕倒，她放下考卷去救助，给考场上的老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也是被协和录取的原因之一。从鼓浪屿到协和，再留校和出国深造，林巧稚开创了中国现代妇产医学。

也许，从事救死扶伤的职业，对医学真要有宗教一般的信仰与虔诚。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一天晚上，与协和医院的医生朋友一起喝茶。他的手机不断响起。刚接完电话，不一会又打来。他坐下又站起，走进走出。是他的一个同事，很着急，问他能不能回去，他的一个病人术后出了问题，十分危急。我的朋友是协和医科大学重症监护专业研究生毕业，他在电话里指导如何处理。我是从他那里知道病人多数不是在手术台下不来，而最危险的往往在术后24小时内。不断的电话，搅得他又好气又好笑。他说，那老兄一定收红包了，才会那样着急，像热锅上的蚂蚁。他说，也不看看什么病人，都敢收红包哇？

不能用大德和名医的标准来衡量。事实上，我也不反对医生一般地收取红包——那毕竟是一分厚重的信任和谢意。人还是要宽容一些。只要不是索要，或病人经济条件太差，已经负担不起费用那就不好了。记得林巧稚看门诊时，对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说，你们不要挂我的专家号，挂普通号就可以了，我会一样认真的看病。

在中国，保险业不发达，医疗的信息也不灵，医生与病人间往往又互不信任。动一个大手术，请医生吃顿饭，送点礼品或红包，也是人之常情，对病人来说，也增加了“保险系数”，有了安全感——医生如果收了红包，至少会更尽责一些，病人也是有救的。“什么病人，你都敢收红包啊”，这句话也说出了“潜规则”的底线：对于危重的没有把握的病人，你收了红包，病人却死了，你退还是不退？

这又使我想起鲁迅的《父亲的病》。

给鲁迅治病的陈莲河医生，也是中国近代绍兴的一位名医，新近还有他的医案出版。问题是，有些名医谱大，“阔得不耐烦”，每次诊疗和处方的要价高，特拔大洋十元——“特拔”大抵是加急的意思。待去时，却只是草草一看，说道“不要紧的”，开一张方，拿了十元大洋就走。鲁迅父亲病在他们的医治下并没有好转，最后还是人亡家破，这大概是使鲁迅憎恨的原因。这就与哈尔滨医大二院天价医疗费用有些相近了。

但鲁迅父亲的病毕竟拖了好几年，而且也有两位名医轮流出诊，用尽了“芦根和经霜三年的蔗根”、“原配的蟋蟀”之类比较“尖端的妙药”。陈莲河的出诊费一元四角，根据并不精确的计算，今天大抵还不到200元人民币，与现在北京大医院的“特需门诊”的挂号费差不多，坐着轿子来去，颇像现在的专车接送。比起现在一些医院的医疗费用，陈莲河的出诊费实在算不得离谱。鲁迅是学医的，而且是西医，我于是大体明白，为什么先生不捡柳叶刀，而改使匕首、投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