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梁启超写了一份英文声明,题目是《我的病与协和医院》,至今保存在病案中。声明后来被翻译成中文,发表在《晨报》上。他写道:“右肾是否一定要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据当时的诊查结果,罪在右肾,断无可疑。”“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
与“医闹”们不同,梁启超有大家风范,他不会乘机索要巨额赔偿,而选择了为协和辩护。因为他不希望别人以他的病为借口,阻碍西医在中国的发展。他说:“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
现在,这些著名的医院,都是卫生部直属。协和等医院在解放后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其许多优良的传统与科学精神,百年来都是一脉相承,剪不断理还乱。也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医学科学和医院的定位,对于究竟是社会力量举办,还是政府部门举力,是公立还是民营,并不是最重要。
一天傍晚,我来到了北京的王府井大街。北京四大基督教堂之一的王府井天主教堂罗马式建筑,在夕阳下屹立着,尖顶染上了紫铜般色泽。这所教堂据说可以上溯到明代到中国的第一位传教士利玛窦。基督教包括天主教的新教,这座教堂被称为“东堂”。几百年来教堂几经毁建,近年又被修葺一新,成了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教堂前的广场上,有好多孩子在玩。
协和医院灰黑色的中式建筑,隐在教堂后面。也许,医院与王府井天主教堂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联系。我想起,协和著名的林巧稚大夫出生在厦门一个基督教家庭,母亲早逝,跟着哥哥长大,她早年就读于教会学校和协和医学堂。据说,她在报考协和时,同在考场上的一名同学突然晕倒,她放下考卷去救助,给考场上的老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也是被协和录取的原因之一。从鼓浪屿到协和,再留校和出国深造,林巧稚开创了中国现代妇产医学。
也许,从事救死扶伤的职业,对医学真要有宗教一般的信仰与虔诚。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一天晚上,与协和医院的医生朋友一起喝茶。他的手机不断响起。刚接完电话,不一会又打来。他坐下又站起,走进走出。是他的一个同事,很着急,问他能不能回去,他的一个病人术后出了问题,十分危急。我的朋友是协和医科大学重症监护专业研究生毕业,他在电话里指导如何处理。我是从他那里知道病人多数不是在手术台下不来,而最危险的往往在术后24小时内。不断的电话,搅得他又好气又好笑。他说,那老兄一定收红包了,才会那样着急,像热锅上的蚂蚁。他说,也不看看什么病人,都敢收红包哇?
不能用大德和名医的标准来衡量。事实上,我也不反对医生一般地收取红包——那毕竟是一分厚重的信任和谢意。人还是要宽容一些。只要不是索要,或病人经济条件太差,已经负担不起费用那就不好了。记得林巧稚看门诊时,对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说,你们不要挂我的专家号,挂普通号就可以了,我会一样认真的看病。
在中国,保险业不发达,医疗的信息也不灵,医生与病人间往往又互不信任。动一个大手术,请医生吃顿饭,送点礼品或红包,也是人之常情,对病人来说,也增加了“保险系数”,有了安全感——医生如果收了红包,至少会更尽责一些,病人也是有救的。“什么病人,你都敢收红包啊”,这句话也说出了“潜规则”的底线:对于危重的没有把握的病人,你收了红包,病人却死了,你退还是不退?
这又使我想起鲁迅的《父亲的病》。
给鲁迅治病的陈莲河医生,也是中国近代绍兴的一位名医,新近还有他的医案出版。问题是,有些名医谱大,“阔得不耐烦”,每次诊疗和处方的要价高,特拔大洋十元——“特拔”大抵是加急的意思。待去时,却只是草草一看,说道“不要紧的”,开一张方,拿了十元大洋就走。鲁迅父亲病在他们的医治下并没有好转,最后还是人亡家破,这大概是使鲁迅憎恨的原因。这就与哈尔滨医大二院天价医疗费用有些相近了。
但鲁迅父亲的病毕竟拖了好几年,而且也有两位名医轮流出诊,用尽了“芦根和经霜三年的蔗根”、“原配的蟋蟀”之类比较“尖端的妙药”。陈莲河的出诊费一元四角,根据并不精确的计算,今天大抵还不到200元人民币,与现在北京大医院的“特需门诊”的挂号费差不多,坐着轿子来去,颇像现在的专车接送。比起现在一些医院的医疗费用,陈莲河的出诊费实在算不得离谱。鲁迅是学医的,而且是西医,我于是大体明白,为什么先生不捡柳叶刀,而改使匕首、投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