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的"道德外生说"（其实质就是"道德中立说"）听起来似乎振振有词，也确实显得"理直气壮"。但是只要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这种说法不仅动摇了经济学"道德中立说"的理论根基，而且为现代市场经济学作为"研究价值判断"或"伦理道德问题"的性质提供了"证明"。

首先，任何一门实证科学的预设前提，都不能与它所导入的外生变量相矛盾。因为任何被假定不变的外生变量，在实质上都是实证科学的必要前提，只要外生变量与经济学的"内生前提"存在矛盾，就等于否定了它的内生前提，从而否定了整个实证科学体系。这里暂且不说西方人所说的"爱人"的道德是什么，仅从中国人来说，我们的由计划经济延续下来的主流道德观就是以"无私利人"为道德。如果樊纲承认"道德规范"或"道德原则"是经济学的一个外生变量，并且与中国的主流道德观"保持一致"，那么，他就会发现，"无私利人"这个外生变量与"经济人自利"的经济学的内生预设前提是根本对立的。如果他不否定"无私利人"道德观，那么，他将失去"说自己的话，走自己的路"的"话语权"和"走路权"。在失去话语权的条件下，他的"均衡"理论和"不能再大"的"最大化"理论，还有存在的理由吗？

其次，樊纲也许（笔者假设）会辩解说，他所说的道德规范或价值观，并不是计划经济的"无私利人"的道德观，而是市场经济的某种道德观；或者说，他所讨论的经济学是从人的自然本性--"理性自利"出发来构建的自然秩序的经济学，而不是计划经济的非自然秩序的经济学，因此计划经济的"无私利人"道德观，不能成为市场经济学的外生变量。但是，如果樊纲用这样的理由为自己的主张作辩护的话，那就正好是在否定计划经济道德观的正当性，肯定市场经济"理性自利"道德观的正当性。在这种语境下，还有"道德中立"的经济学存在的余地吗？如果樊纲不用这种理由为自己辩护，那么，他的"道德外生说"还有在中国存在的其他理由吗？

其三，事实上，西方经济学者之所以能够"理直气壮"地宣称经济学是"道德中立"的，是因为，在西方世界，除了极少数非主流学者之外，绝大多数伦理学者和绝大多数民众，不论是利己主义者还是利他主义者，都承认人性是自利的，道德或美德的本质是"爱人"或"不损人"。只是在解释美德形成的原因时，才有美德是源于利己之心还是源于利他之心的差别。 正是在把道德理解为尊重他人或不损害他人的自主权利即"爱人"或"不损人"的条件下，经济学家才可以把道德设定为经济学的外生变量，并理直气壮地宣称经济学是"纯粹理性"的、"道德中立"的。这就是说，"不损人"或"爱人"的道德原则，同经济学中的"经济人自利"的假定是不冲突的，所以才有可能把道德设定为"外生变量"，设定为经济学的前提条件，来讨论经济活动中的利益均衡和利益最大化的问题。这就意味着，现代市场经济学其实不是"道德中立"的，而是有明确的道德观作为其立论的前提的，毋宁说，市场经济学就是一门证明市场经济制度合理性或应当性，从而证明经济人自利行为的合理性或应当性的经济伦理学。

由此可以说，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献计献策的一些经济学家，秉持西方市场经济学的"道德中立说"，忽视道德观与扩大公民自主权的同步改革或更新的必要性，是导致中国人道德理念困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