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世纪盛期的叙述中，我们迄今为止只谈了非本质的东西，因为除非不可避免，我们已把教会撇在一边了。在这一时期的实际生活中，教会是无所不在的，宗教渗入政治与社会生活。在封建主义下，领主与封臣的相互义务是由宗教誓约确认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作为土地所有者，自己也成为封建显贵。在各个君主国家，国王由王国的首席教士加冕，要发誓以正义和虔敬的态度进行统治，然后给涂上圣油。城市的各个行会充当世俗的宗教兄弟会；每个行会选择一个守护神圣徒，宗教节日时在街上举行游行。城市居民为了消遣而观看宗教戏剧，即贯穿宗教主题的道德剧和奇迹剧。新兴的城市如果有了一位主教，就特别关心建造一座大教堂。多年的艰苦努力和经久的宗教热情产生出一座座哥特式大教堂，迄今仍巍然屹立，成为中世纪文明最好的纪念物。

十字军，新的入侵，到1300年时的欧洲

与此同时，欧洲在扩张。11世纪，欧洲对伊斯兰发动了进攻。整个拉丁基督教世界都投入十字军远征。战争本身从属于宗教的目的。

在这些远征中，最具野心、最难以忘怀而又最不顺利的就是十字军力图收复圣地之战。第一次十字军远征是教皇乌尔班二世在1095年发动的，他希望放出好斗的贵族去和异教徒作战，以此推进上帝的和平事业，同时缔造一种由教皇领导的世界性事业。收复圣地的几次十字军远征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二百年之久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但有时也可悲地偏离了原来的宗教目的。当时，由于意大利在地中海航运的发展，治理较为有方的封建君主国的兴起，以及泛欧共同目标感的日益增强，才有可能将众多的军队集结起来，调往远方。但是此类十字军运动的动机，尤其在开始时，大部分来自一股使贵族和平民投身十字军军队的宗教热情。这种狂热助燃了对整个穆斯林人口的极端暴行，例如在安提阿和耶路撒冷这些城市；而且推波助澜了欧洲内部对犹太团体的野蛮的致命攻击。然而同时，十字军也使欧洲对自己宗教领域和小城市经济之外的世界有了新的认识。史学家声称十字军在中世纪与阿拉伯社会接触，促进了以后的经济发展和西方人中一个新文化实体的出现。虽然这个观点指出了十字军的重要成果，但这次反伊斯兰运动是出自欧洲本身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这一事实也是清楚的。拉丁基督教徒占领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部分地区达一个世纪之久，但到13世纪，他们就不得不撤退，仍旧让给了穆斯林。

其他几次十字军运动取得了较为持久的成果。1100年左右，一支诺曼底人战胜阿拉伯人，占领了西西里。西班牙北部山区的伊比利亚基督徒同摩尔人进行了长达两个世纪的收复失地之战。到1250年，他们奠定了葡萄牙、莱昂、卡斯提尔、阿拉贡和瓦伦西亚各基督教王国的疆域，只把最南部的格拉纳达留给穆斯林；后又于1492年征服了格拉纳达。在法国南部，13世纪发生了一场镇压异教徒阿尔比派的十字军运动，这些人也信仰基督，但偏离了官方解释。对欧洲东北部残余的欧洲异教徒，也发动了几次十字军征讨。最初在圣地战争中成立的一个军事-宗教骑士团体--条顿骑士团，把自己的作战行动转向北方。条顿剑把基督教和拉丁西方文明带到了原始的普鲁士和东波罗的海地区。

1250年左右出现了一场来自亚洲的新的入侵威胁。如同匈奴人在5世纪突然从亚洲涌入和马扎尔人在9世纪兀然崛起一样，13世纪出现了鞑靼人，紧接着在14世纪便是奥斯曼土耳其人。我们将要谈到土耳其人怎样长期不断地威逼着中欧。但总的来看，到13世纪，欧洲已经有能力进行抵抗了。在那之前，欧洲一直是敞开的，是一个远离中心、落后而人烟稀少的欧亚大陆的突出部。它在遥远的过去原就是向到处流浪的印欧人敞开的，后来又向罗马帝国的征服者、日耳曼野蛮人、匈奴人、马扎尔人敞开，部分地区还向阿拉伯人敞开过。所有这些人都被同化了。他们的血液流入欧洲人的血管。在精神上，他们因受到下列种种影响也被同化了：罗马教会、拉丁语、共同的封建制度、君主制、城镇自由生活、议会制度以及学校教育等。这一切，犹如一张无缝的网络，从英格兰扩展到西西里，从葡萄牙延伸到波兰。

到1300年，”欧洲的兴起“已是既成事实。希腊-罗马世界曾一分为三，第三部分在公元700年还处于孤立和分割的状态，经过600年时间已经有了自己的文明，但仍然只是世界几种伟大文化之一，如同伊斯兰、拜占庭、印度和中国等一样。它算不上出类拔萃。例如中华帝国，早在13世纪就拥有一些人口达百万以上的城市。那时中国有一个富裕的商人阶级，有巨大的纺织制造业，以及年产10万吨以上的炼铁工业，并且还专心致志地发展艺术和科学。中国政府实行中央集权制，而且组织庞大复杂；政府发行纸币，通过竞争性考试来录用文官。尽管没有一套拼音字母，使用的是几千个方块字，使得文化难以广泛传播，但是宗教、技术和农业方面的书籍，甚至包括整部多卷的百科全书都大量印行。威尼斯的马可波罗在1275-1292年间曾住在中国，他被当时的所见所闻搞得眼花缭乱。

许多人发问，为什么中国没有像欧洲在那几个世纪中那样，产生出最终能导致现代科学和工业社会的各种力量呢？客观事实给予的答案，是像马可波罗这样的欧洲人到过中国，而不是中国人去过欧洲。发明印刷术的是中国人，但通过印刷书籍而引起变革的却是欧洲人。中国人懂得火药，而欧洲人发明了枪炮。中国商船在12世纪就与印度通商，然而不求赢利。在15世纪，即1405-1433年间，明朝皇帝发动了七次大规模远洋探险，由其海军将军郑和率领。远航部队历经东南亚、印度、波斯湾和东非的多个港口，在承认皇帝的权力和威信的交易中互换礼物。但皇帝与他的顾问最后却终止了整个探险行动。中国在海外贸易机会面前后退了，转而内向，致力于陆地边界的保护和扩张，直至最近再没有进行过类似远征，或派船远航至未知的海域。而欧洲人从事发展与印度的贸易，并穿越大西洋发现美洲。不知出于何因，欧洲人就是更富有进取心和比较好动，或许是由于欧洲不像中国有一个独揽一切的皇帝，相反，它有许多相互竞争的国王、领主和城市。由于宗教、教会和国家分离，在欧洲，人们考虑如何处理生活等问题时，比中国更少依赖于政治权力。欧洲是一片混乱，充满各种矛盾：各个国王之间的对峙和战争，国王与其贵族间的争吵，教会和国家间的争端，领主和其农夫间的冲突。在这种混乱状态下，欧洲同时也存在一种自由，一种促进变化的推动力。

1300年的欧洲文明决非”现代“社会，但在欧洲土地上产生的古代和中世纪文化，创造了对现代世界史的最新时期还保有影响的各种机构和传统。到1300年，欧洲人民之间出现了相互分离（有时是相互竞争）的教会机构和国家机构，它们控制着不断增长的人口；出现了促进城市商业与长途贸易的经济机构；出现了编撰和修订法律的司法和议会组织；还出现了教授或再界定他们的知识传统的大学，这些传统包括普遍而持久的基督信仰，但古代基督教信仰遭到其他古代传统，如诡辩、哲学和理性的探究等的挑战、修正与扩大。所有这些都有助于今日称之为早期现代历史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