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世纪期间，欧洲近一半人口突然死亡了。我们虽不能确切知道中世纪欧洲有多少人口，但欧洲的总人口却从1300年近7000万人降到1400年的4500万。有些人是死于1300年后开始零星出现的地方性饥荒。然而，最大的屠夫却是淋巴腺鼠疫，即黑死病，它于1348年首次袭击欧洲。鼠疫准确的医学根源仍存在争论。大多数历史学家相信它是老鼠引起的，但这一理论无法解释，传染病为什么如此迅速地横扫欧洲，以及面对正常生活在啮齿动物身上的杆菌，为什么那么多人变得如此脆弱。虽然仍不能确定其生理学来源，但历史学家都同意鼠疫对欧洲社会生活产生了决定性后果。由于鼠疫多次流行，间隔时间不定，无法预见，它不仅消灭老年人，也消灭年轻人，从而破坏了婚姻和家庭生活，使欧洲多年无法重新达到以前的人口水平。有些地方，整个村庄都消失了。大片耕地由于缺乏强壮男女耕作而荒芜了。城市特别容易遭到袭击，因为传染病通过城墙内密集居住的人口而迅速蔓延。贸易来往遭到堵塞；物价、工资和收入浮动不定；饥荒使挨饿者更易染病丧生，而死于鼠疫者又使饥荒蔓延。活着的人忙于埋葬死者，对自己的前途忧心忡忡。

于是，产生了一些直接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对幸存者来说，至少有些好处：劳力不足，可以指望较高的工资。另一方面，由于地主和城市雇主也大批死亡，处于普遍混乱状态下的许多穷人失业，到处流浪行乞。上层阶级通过政府立法，力图控制工资和物价。不少城市，特别是在佛兰德，爆发了劳工起义。欧洲许多地方都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在法国，农民起义叫做”扎克雷“（来源于一个农民的绰号”扎克“），首次起义发生于1358年。在英国，类似的大规模起义是1381年发生的，被称为瓦特·泰勒起义。有时，这些农民运动的发言人超出他们眼前不满的范围，提出广泛的社会问题，询问为什么一些人富有，而另一些人却贫穷。政府和上层阶级对这种威胁报以残酷的镇压。农民一般都返乡重操旧业。然而，由于经济和人口的潜在力量不断在起作用，至少从长远观点看来，农村劳动者获得了某些利益。地主或封建阶级为了他们的采邑能完成农事和保证收入，不得不提供更为宽厚的条件，例如，给予各户农民终身租佃权，以换取定额货币地租。随着岁月流逝，许多农民的租地成为世袭租地，货币贬值却日甚一日，以致用先令支付的地租钱，在1400年是一笔可观的数额，但到了1600年，对农业劳动者来说已不算是什么负担。一个小农财产所有者阶级，事实上已经开始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出现。

11世纪以后，国王们在反对教会和封建领主的斗争中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但由于14世纪的一连串灾难，他们也遇到许多棘手的难题。尽管死亡把他们的臣民减去许多，他们还需维持自己的政府，满足自己的野心。各国国王雇佣皇家步兵军队来防止封建领主再度起来叛乱，这已成为司空见惯之事。为此，他们必须增加收入，于是巧立名目，弄出各式各样提高王室挥霍能力的方法。通货贬值就是一例，即国王下令将一定重量的金或银分割成更多的货币单位。这样，国王虽暂时有了更多的货币，但其后果却是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亦即上述的货币日益贬值。此外是加收新税。1300年左右，英国和法国的国王都着手对本国教士征税，两国教士都是殷实的土地所有者。国王对大贵族地主和城市商人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但这些要求不是遭到拒绝，就是被迫在代议制机构里进行讨价还价（代议制机构的来源在上一章已经叙述过）。所以14世纪，尤其是15世纪，人们称之为中世纪议会的”黄金时代“。

1337年，英国与法国之间开始了百年战争。各次战斗全都是在法国进行的。法国国内四分五裂，有些地区如阿基坦长期附属于英国王室。法国遭到英国士兵及追随英国的法国人的抢劫蹂躏，一直到贞德领导下，法国部队才开始取得军事胜利。贞德是一位年轻妇女，被教会控以异教巫术之罪，于1431年在鲁昂被烧死。这场旷日持久而又时断时续的战争在英国没有引起多大的分裂。使用大弓的英国士兵击败了骑马的法国骑士，英国由此产生一种民众的爱国主义。由于国王打仗要钱，国会遂扩大了自己的权力。但是，大贵族也越发难以驾驭。1399年，他们废黜了理查二世，尔后在不时为苏格兰入侵和威尔士起义所打断的混乱中，彼此争吵不休。在15世纪，混乱状态更为严重。公爵、伯爵及其追随者组织私人军队，彼此大动干戈；他们公然对抗皇家法庭，威胁陪审团，利用国会和政府来徇私舞弊，盘剥农民。从1450年一直到1485年，英国一直为上层阶级的动乱所困扰。它在历史上被称为玫瑰战争，因为对立的两个贵族派系分别采用红白玫瑰作为其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