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从而解除西班牙的威胁以后，英国人一度较少介入欧洲大陆的事务。他们在三十年战争中没有起过任何重要的作用，几乎是波兰以西没有出席威斯特伐利亚会议的唯一欧洲民族。17世纪40年代威斯特伐利亚和会期间，他们事实上正忙着打内战。这场英格兰内战是宗教战争的一个变种，但比蹂躏法国、德意志和荷兰的宗教战争来得温和。它不像欧洲大陆那样是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的战斗，而是新教的两派之间的斗争：一派较为激进，是称为清教徒的加尔文新教徒；一派是较为温和的新教徒，即坚持英国国教的圣公会教徒。如同欧洲大陆上的战争一样，宗教分歧与政治争端和宪法问题纠缠一起，难解难分。就像胡格诺教徒在某种程度上代表反对法国君主制度的封建反叛精神那样；就像德意志新教徒奋起战斗，反对帝国中央集权，争取邦国权利那样；就像荷兰加尔文教徒揭竿而起，反对西班牙国王，争取省份自治权那样；英格兰的清教徒也挺身维护议会权利，反对日益高涨的王权要求。

英国内战使许多人丧生，但造成的损失小于在欧洲大陆上的大多数内战。因此，英格兰本土避免了宗教战争的种种惨绝人寰的恐怖。但不列颠群岛从整体上来说并却非如此。1603年后，英格兰王国和苏格兰王国一方面由同一个国王统治，另一方面又是各自为政；而爱尔兰王国像往常一样，仍是英格兰王室的属国。英格兰和信奉长老会的苏格兰之间经常发生摩擦，而英格兰和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之间的纠纷可就严重极了。爱尔兰成为宗教战争的战场，其残酷程度与欧洲大陆上没有两样。

17世纪的英格兰

对英国人来说，17世纪是一个获得巨大成就的时代，在此期间，他们首次出现于国际舞台，成为现代欧洲的主要民族之一。1600年，英格兰和低地苏格兰地区只有四五百万人说英语。此后150年，这一数字并没有飞快增加。可是，人口开始四处迁移。宗教不满加上经济压力，导致大量的移民出走。1630-1640年之间，有2万名清教徒移居北美新英格兰地区，大约同样多的清教徒去往巴巴多斯和西印度群岛其他岛屿落户。第三批移民人数也大抵相同，但主要是由苏格兰长老会教徒组成，在政府的怂恿下涌进北爱尔兰定居，不是赶走当地的凯尔特人，就是剥夺了他们的财产。英国政府允许本国天主教徒到北美马里兰居住。在内战期间及以后，许多圣公会教徒到北美弗吉尼亚落户，使1607年建立在詹姆斯敦的小小定居点扩大了。除了称为“移民垦殖北爱尔兰”的迁移运动之外，政府很少关心上述移民人群，他们都是以商团形式私人组织的。17世纪中叶以后，英国政府开始认真地着手缔造一个帝国。从荷兰人手中夺取了纽约，后又从西班牙人手中夺取了牙买加，还建立了宾夕法尼亚和南北卡罗来纳殖民地。13个北美殖民地除了佐治亚外，都是在1700年以前建立的；但是当时英属北美洲仍不到50万人。

英国人像当时的荷兰人、法国人和西班牙人一样，也在创建自己的民族文化。整个西欧的各种民族语言一方面逐渐取代了国际通用的拉丁语，另一方面也逐渐取代了地方方言，变成人们表达思想感情的合适工具。威廉·莎士比亚撰写了许多彪炳千秋的伟大戏剧，其中包括著名悲剧《哈姆雷特》、《麦克白》和《李尔王》：所有这些戏剧都是在17世纪初叶首次上演与出版的，从而有助于演化中的英语定型。同一世纪后期，在英国内战中的痛苦冲突之后，约翰·弥尔顿出版了他颇有影响的史诗《失乐园》和《复乐园》。莎士比亚和弥尔顿以新英语和古英语词汇的富有想象力的力量，活脱脱地展现了他们有关人生类经历、雄心和悲剧的种种观念，振聋发聩，感人至深。英国的古典文学形式粗犷，内容却很深厚，洞察力强而敏锐，措词雄伟庄重、绚丽多彩、铿锵洪亮，几乎与法国古典文学作品的长处适成对照后者行文有条不紊，用词简练、得体、优雅而准确。英国人为他们有文学韵味的文化感到自豪，为他们有自己的文豪感到骄傲。此后，英国人从未全然拜倒于法国的标准，也没有像其他民族那样，为路易十四时代的灿烂文化弄得眼花缭乱或目瞪口呆。这一世纪虽然没有什么像样的画家可与欧洲大陆上的媲美，但在音乐上，却是托马斯·坎皮恩和亨利·普赛尔享誉的时代；而在建筑上，克里斯托弗·雷恩设计的巨大建筑物在这个世纪末相继落成。

经济上，英国人的事业心很强，资源也丰富，尽管在1600年还远不是荷兰人的对手。他们的国土比荷兰人的大，而且物产丰富，因此不像荷兰人那样只局限于从事商业和航海业。纽卡斯尔周围的煤已经开采，用途日广，但尚未成为英国的主要财源。最大的行业是饲养绵羊、纺织呢绒，这是主要的出口商品。羊毛纺织大多采用外包的办法，分散在农村进行，由商人按照商业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组织生产。1553年以来，英国人绕道白海与俄国通商，他们日益活跃于波罗的海和东地中海地区。1600年建立东印度公司以后，他们与荷兰人竞相攻击葡萄牙人在印度和远东的悠久的垄断权。但是，上述的海外贸易尽管大有获利，英格兰的主要财富仍然来自土地。最富有的人不是商人，而是地主。地主贵族构成了英国最富有的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