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政复辟，1660-1688年：后期的斯图亚特国王

1660年不仅恢复了君主制度，使查理二世登上王位，而且也恢复了英国国教和议会。法律上，似乎一切照旧，与1640年一样。不同之处是：深知其父下场的查理二世为人谨慎，避免激怒议会，使其走向极端；有议会代表的各个阶级饱受以往20年动乱的惊恐，心有余悸，忠君的热情一度超过1640年以前，而且更加愿意维护英国国教。

王政复辟时期，议会通过了一些影响深远的法案，更改了土地使用的法律基础，废除了地主向国王交纳的一些古老的封建赋税。这样一来，土地所有权变得与现代的私有财产权相似，地主阶级更确切地成了有产贵族。议会废除了自行交纳给国王的封建赋税后，安排国王通过税收方式获得收入。税款或增或减，议会可以控制。这样，议会获得新的权力，政府处事也有了新的灵活性。因此，贵族清除了加在他们财产权上的习惯限制和义务，同时又支持国家向他们征税。英国贵族确是比欧洲大陆的相应阶级更愿意分担政府的大部分开支。所得到的报偿便是，在150年内，英国贵族实际独自管理政府，不容他人插手。这一期间的地主不仅通过议会管理国家事务，而且还担任各地的治安官，处理地方事务。从每个郡的乡绅中推选出来的治安官，负责判决小诉讼案件，惩治轻罪犯人，监督教区官员赈济贫民，保养道路。这个地主-治安官政权，后来被人们称为“地主政治”。

其他阶级从王政复辟中得到的现成好处就少些。1651年的航海法继续得到执行，甚至还作了补充，从而很好地保护了商业、海运和制造业的利益。然而，在其他方面，这时掌权的地主阶级对城市的商业阶级漠不关心。许多市民是不信奉国教者（过去称作清教徒），这时仍然拒绝接受重新恢复的英国国教。议会排斥不信奉国教者参加城市“自治机关”，即管理机构，禁止不承认国教的牧师在学校教书或进入距离自治城市5英里以内的地区，禁止所有未经英国国教教会批准、不按英国国教仪式举行的宗教会议，即所谓“非法的秘密宗教集会”。结果，许多中产阶级的市民发现他们要信奉自己选择的宗教，要为他们的孩子获得教育的机会（不论是初等的，还是高等的），要想通过城市自治机关参与地方事务工作或出席下院，都困难，或者根本就无法办到。原因除了上述的以外，还因为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也是英国国教的一个组成部分，还因为自治机关通常只选择代表城市的市民。根据思想狭隘、不切实际的鼓吹者的意见所制订的上述法律，也使十分穷苦的最下层阶级大为沮丧。1662年通过另一项专门对付他们的法案--住所法，把济贫法的执行工作分散到地方，使每个教区只负责赈济该区的贫民。这一法令如同宣判书，判处人数众多的穷人只能困在他们所居住的教区内。相当一部分英国居民因此丧失了活动余地。

但是，王政复辟后不久，议会和国王又发生争执。焦点还是宗教。当时，欧洲各地出现了许多新教徒自愿回归罗马天主教的倾向。这种倾向当然令各个新教教会感到惧怕。最令人瞩目的事例是，古斯塔夫·阿多发的亲生女儿、瑞典女王克利斯蒂娜抛弃王位，改宗罗马教会获得接纳，这使清教徒世界大为惊恐。英格兰的民族情感是强烈反天主教的。没有什么措施比反对“教皇制度”的措施更得人心；那些愚忠于英国国教的议会乡绅，惧怕罗马天主教徒更甚于害怕不信奉国教者。国王查理二世本人倾向天主教。他羡慕路易十四的极其动人的君主制度。只要有可能，他很想在英格兰也如法炮制。同议会发生冲突后，查理二世主动向路易十四作出磋商的表示。结果订立了1670年多佛密约。根据条约，查理答应参加路易十四打算发动的反荷战争，路易十四应允在战争期间每年支付英国国王300万利弗尔。路易十四还希望，查理二世不久会在适当的时候重新加入罗马教会。

尽管这些安排的详情在英格兰不为人所知，然而，查理二世完全倾向法国和罗马天主教却是人所共知的。英国又对荷兰开了战。国王的弟弟和继承人约克公爵詹姆斯公开宣告，他皈依罗马教会。查理二世发布容忍宣言，宣告撤销反对不信奉国教者的法律。国王宣称，他赞成普遍的信教自由；不过，人们有理由害怕，他的真正意图是在英格兰提倡罗马天主教。1673年，议会实行反击，通过了宣誓条例，规定所有政府工作人员务须参加英国国教的“圣餐”。宣誓条例重申执行反对不信奉国教者的立法，并使天主教徒无法在政府部门工作，也无法在陆军与海军中服役。直到1828年，宣誓条例都一直载入法令全书。

尽管查理亲法、亲天主教的政策在带有偏见而厌恶法国人的乡绅中，在发觉法国人越来越成其咄咄逼人的竞争者的商人中，都很不得人心，局势本来还不致发展到剑拔弩张的地步。可是，因为查理没有合法的子嗣，查理的弟弟詹姆斯便成了王位的法定继承人，他是个公开的天主教徒，明确倒向法国，这使局势变得十分严重。议会出现一股强有力的动向，要立法取消詹姆斯的王位继承权。持这种主张的议员，以及那些通常对国王、对天主教徒和法国人猜疑最重的人，绰号为辉格党。国王的支持者俗称为托利党。辉格党得到伦敦的中产阶级和商人的支持，然而，主要成员却是来自上层贵族，尤其是某些大贵族。这些大贵族期望，如果国王的权力受到削弱，那么他们自己就能在管理国家中发挥显著的作用。托利党是由中、下层贵族和乡绅组成的集团，他们对伦敦的“有钱阶级”存有戒心，忠于教会、忠于国王的感情颇为强烈。这两个党（或者至少在名义上），成了英国社会生活中长期存在的党派。但是，把当时辉格党和托利党的成员全部加在一起，人数也不过数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