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国家正陷入一片混乱状态。资产阶级以下的各阶级已难以控制。对他们来说，召开三级会议同样似乎预示了一个新纪元的来临。长期积压的不满，以及不仅在法国，而且在其他国家也同样存在的那些问题都一齐浮上了表面。年景也很糟糕。1788年农业歉收，到1789年7月，面包价格比路易十四逝世以来的任何时候都高。1789年又是一个萧条年，由于美国战争而迅猛发展的贸易突然停滞，以致工资下降，失业增加，同时食品价格空前上涨。已经瘫痪的中央政府无法采取旧制度下通常采取的那种救济措施。各地广大人民群众焦虑不安。劳工纠纷突然爆发，4月份一场大规模的工人骚动破坏了巴黎一家墙纸工厂。农村地区大多是混乱的。农民宣布不再支付庄园费，还拒绝纳税。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农村也受到流民、乞丐、无赖以及活跃在许多边境关卡的走私犯的骚扰。当时商业萧条使在家从事纺织或其他家庭工业的诚实农民的收入减少，失业和贫困在国内蔓延，人们被迫离开家园，结果流民的人数增加到惊人的程度。事态的发展使人们对贵族丧失了任何信任，大家相信（虽然这不是真的）贵族为了威吓第三等级和达到自己的目的，正在秘密招募这些“土匪”。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就这样实际上变成了政治危机。

城镇担心会遭到乞丐和亡命之徒的糟蹋。甚至巴黎这个除伦敦外欧洲最大的城市也有这种顾虑。巴黎人还因军队在凡尔赛附近集结而感到惊恐。他们开始武装自卫。第三等级各阶层都参加了。人群开始在军火库和公共建筑物中寻找武器。7月14日，他们来到巴士底狱，这是中世纪为了威慑城市而建造的坚固堡垒，就像英国的伦敦塔一样。巴士底狱过去曾被用来关押有足够势力逃避普通监狱的那些人，在太平时期它被认为是无害的建筑，事实上，几年前已经议论要将它拆毁，改造成一座公共游艺场。当时，在到处发生骚乱的情况下，驻扎在那里的司令官已把大炮架在斜面墙内。人群要求他移开大炮，并供应武器，但遭到拒绝。由于一连串的误会，以及煽动者的鼓动，群众变成暴民，开始攻打要塞，他们在少数训练有素的士兵和五门大炮的协助下，劝说司令官投降。暴民中有98人死亡，他们蜂拥而进，并残酷地杀死了6名警卫队士兵。司令官在被护送去市政厅的路上遇害。另外几个官员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他们的头颅被割下穿在长枪尖上，在城里到处展示。当这些事情发生时，驻扎在巴黎郊区的正规部队却按兵不动，他们的忠诚已成问题，当局又无论如何不习惯向市民开火。

占领巴士底狱虽然不是事先计划好的，但却具有拯救凡尔赛议会的作用。手足无措的国王接受了巴黎的新局面。他承认在那里组成的公民委员会为新市政府。国王遣走召来的军队，并命令一些执拗不服的贵族和教士参加国民议会。在巴黎和其他城市都建立起维持秩序的资产阶级自卫军，即国民自卫军。国民议会任命“两个世界的英雄”拉法耶特侯爵统帅巴黎自卫军。他把波旁家族的白色和巴黎城徽的红、蓝色结合成帽徽的颜色。法兰西三色--革命的象征，就是这样来源于旧和新的结合。

在农村地区，事态每况愈下。在1789年大恐慌年代，模糊的不安全感已变为惊慌失措，随着旅行者、邮差和其他人的传播，在7月晚些时候，大恐慌蔓延整个农村地区。“土匪来了”的谣言到处流传，武装保护自己家园和庄稼的农民聚集在一起，彼此影响情绪。他们不时把注意力集中于庄园主的住宅上，有时烧毁庄园主的房屋，有时则只是破坏记录各种封建义务的庄园档案。大恐慌成为一场农民总起义的组成部分，在起义中农民决非仅为无法控制的惊慌所驱使，他们非常清楚地了解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他们打算用武力破坏庄园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