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对斯大林而言，这种转变却是确保边界线上的“友好政权”的唯一途径。早在1945年的波茨坦会议上，杜鲁门就开始谴责苏联人违背了在东欧国家举行自由选举的承诺，并在德国的联合占领问题上不合作。美国的外交官们开始相信，苏联对东欧的控制与德国纳粹和意大利法西斯在20世纪30年代的侵略是一样的，而杜鲁门本人也经常将此二者相提并论。斯大林本来尽可以像一个致力于保护苏联国家利益的民族主义者那样行事，而不必让自己看上去是在急着推动世界共产主义革命。但是斯大林顽固强硬，对资本主义的包围过度疑虑，对世界舆论又缺乏顾忌，使得西方难以和他在冷战中打交道，也无从判断究竟哪些属于苏联合法的安全需要，哪些又属于苏联共产主义扩张的狂热使命感。

苏联的一系列行动似乎又佐证了西方的担心，即斯大林的野心并不止步于东欧。在亚洲，按照在雅尔塔会议上做出的承诺，苏联人在1945年8月已经对日宣战，并举兵挺进中国东北，从而处于有利地位并可以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在朝鲜，日本战败之后，苏联立即根据协议占领了该国北半部，同时更采取步骤将他们的占领区加以巩固，从而建立了一个共产党政府。伊朗是另外一个麻烦地点。战争期间，美国人、英国人和俄国人为防止纳粹夺取伊朗而对该国实施了联合占领，但是苏联拒不在约定时间撤军，以此施加压力来在石油问题上获取英美的让步（比如英美已经享有的那些权利）。

苏联人还寻求对意大利在北非的前殖民地实行托管，从而可以逼近苏伊士运河。他们还在和土耳其的边界沿线集结军队，向土方施加压力以取得对黑海海峡的共管权，并使其海军有权通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地中海--这正是老沙皇所追求的目标。英国人虽然在财政上捉襟见肘，但还是再一次像以往一样，承担起其作为地中海和中东的“西方”保护者的角色，出面支持土耳其人的防卫。希腊在1946-1949年间爆发了内战，共产党游击队与英国支持的保王派（亦即民族主义者）军队大打出手。斯大林也许承认他在战时与丘吉尔达成的关于希腊要留在西方势力范围之中的协议，所以没有向希腊共产党提供多少援助。但是铁托在南斯拉夫新建立起来的共产党政权却出面帮助共产党游击队。共产党向土耳其、希腊和伊朗施加的压力引起了英美的不安，它们担心苏联在东地中海和中东的石油资源有一整套战略图谋。

战后的紧张局势对一项关于对核武器实行国际监督的计划造成了损害。美国知道苏联（以及其他国家）造出原子弹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因为原子弹的科学基础是别国也了解的。当时则只有英国与美国分享核武器的秘密。美国在1946年提出由国际权威机构来控制原子能，而原子能的事业则只限于和平目的。这样一个国际机构将有权向任何国家派遣核查人员以检查违规行为并施行制裁，而不受制于安理会否决权。苏联人对此表示反对，而且不愿放弃他们手里的否决权。外国人进入他们的社会进行不受限制的检查，这对他们来说不啻为冒犯。他们质疑美国居心何在，因为在拟议中的国际权威机构成立之前，美国将不会销毁其核武器，也不会停止进一步的核武器试验和生产（而且许多美国人还反对将他们自己的核军备置于国际控制之下）。至于英国人，他们担心美国退回到孤立主义中去，于是也开始着手把自己造就成一个核大国。国际核能控制的计划就这样在相互之间的猜忌和疑虑中垮塌了。苏联着手加紧推进自己的原子研究（以及有效的间谍活动），其成功之日来得比预想的更快。1949年苏联成功地试爆了一颗原子弹，一场给全世界带来恐惧的核军备竞赛就此揭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