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德发展了库利互动理论研究。米德（Mead 1934，1964a）认为，自我发展的定义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 预备阶段、戏剧?段、游戏阶段。

预备阶段　在预备阶段（preparatory stage），儿童只会模仿身边的人，特别是与他们互动密切的家人。于是，当一个年龄较小的小孩看到父母做木工活时，他会折断树枝来帮忙，或是当看到年长的兄弟姐妹在旁边丢球时，也会试着做同样的动作。

当儿童长大以后，他们愈来愈能适应用符号来与人沟通。象征（symbols）指的是形成人类沟通的最基本动作、事物与语言。通过与亲朋好友的互动、观看卡通影片及阅读图画书，处于预备阶段的儿童开始知道如何运用符号。

在多元文化的社会里，符号所代表的文化差异会带来冲?的可能性。例如，穆斯林妇女戴着有象征性的头巾最近在法国成为一个主要的社会议题。许多年前，法国的公立学校就已禁止学生穿戴明显的宗教标志，如大十字架、无沿便帽和头巾。违反这一非正式衣着规则的穆斯林学生会被学校开除。2003年，在愈演愈烈的争论中，政府的一个咨询小组就建议法国议会通过立法来加强这项禁令。这是一个十分棘手的议题，因为这些符号所代表的相冲突的文化意义。对于许多法国人来说，头巾代表女性的屈服——这是在高举平等价值观的社会里一个不受欢迎的含义。而对其他人来说，这也代表了一种对法国式生活的挑战。因此，?于这项议题的民意调查中有69%的法国人支持禁令。然而，对于穆斯林来说，头巾却代表了谦虚和体面的社会地位。所以，穆斯林学生会认真地对待这一符号。（The Economist 2004a）

戏剧阶段　米德是第一位分析社会化符号的学者。儿童一旦开始学习如何通过符号沟通，他们就会渐渐注意到社会关系。结果，在戏剧阶段（paly stage），儿童开始假装扮演别人，“成为”不同的角色，例如医生、父母、大英雄或是船长。

事实上，米德发现，戏剧阶段的重点是角色扮演。角色扮演（role taking）是通过大脑想象成为他人的过程，使之能够从想象观点中有所反应。例如，通过这个过程，儿童将慢慢学习何时请求父母的帮助是适合的，如果父母回家后表现出心情不好，小孩会等到晚餐过后，父母较轻松或能够亲近时再开口。

游戏阶段　在米德的第三阶段——游戏阶段（game stage）中，儿童在8岁或9岁时不再扮演角色了，而是开始考虑一些真实的挑战及同时存在的关系。在此发展中，儿童想抓住的不只是自己的社会地位，别人在他周围扮演何种角色也是他关注的焦点——就好像在足球比赛中，运动员必须理解他们自己和其他人所要攻守的位置。想象一个儿童团的女孩或男孩，假日里团队要进行爬山的户外活动，这个儿童必须了解他/她被期望做什么，也必须认识到其他队员与领队的角色和责任。这个阶段是米德模式的最后发展阶段。经历这个阶段之后，儿童从此可以对社会环境中的不同角色扮演有所反应了。

米德运用概化的他人（generalized other）一词，代表儿童的行为会考虑社会整体的态度、观点，以及社会整体的期望。简单地说，这个概念认为：一个人表现的行为举止，会将整体群众的期望纳入考虑。例如，一个小孩表现得很礼貌，并不只是为了讨好父母；事实上，儿童理解到礼貌是父母、教师们及宗教领袖所广泛支持的价值观。（Holdsworth & Morgan 2007）

在游戏阶段，儿童们能用更复杂的角度看待其他人和社会环境。他们现在知道，一个人无法只被定位于某个职位与社会地位，比如，威廉先生不会只是“图书管理员”，或弗兰克女士不只是“校长”而已。对于儿童而言，他们已经明白，威廉先生可能同时扮演图书管理员、父亲及马拉松比赛选手的角色，而弗兰克女士也只是众多校长中的一位。因此，儿童对于个人与团体的观察，已达到某一新的复杂阶段。表2-3总结了米德提出的自我的三个阶段。

米德以自我的理论而闻名。根据米德（Mead 1964b）的说法，自我源于以个人的世界为?益中心。年纪较小的儿童在周围环境中，会想象以自己为中心，因而很难用他人的观点去思考。例如，当我们让儿童看一幅山景的图画，并要求他想象山后的景致时（例如湖泊或登山者），小孩们只会描述自己看到的景物。这种儿童时期以自我为事件中心的倾向，从来没有完全消失。许多恐惧飞行的人会自我假设，如果有飞机坠落，他们一定在那上面。谁会在看到星座分析时，不先看看自己的星座？如果我们不是希望自己中大奖，又怎么会去买彩票？

随着年龄的增长，自我中心有所改变，我们会开始注意到其他人的反应。米德运用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意指对个人自我发展具有重要性的人物，如父母、朋友、同事、教练及教师，都是塑造个人自我的主要人物。许多年轻人，例如，他们自己会被与父母相同领域的工作所吸引。

在一些例子中，我们发现，有关重要他人的理论引起了许多争议。例如，美国非裔青少年向来被认为比白种青年更“重视同辈”，因为黑人家庭在社会中处于弱势。然而，调查显示，这些草率的结论其实是根据有限且不富裕的黑人团体而得出的，并不代表大多数黑人的情形。事实上，对于来自类似经济背景的美国非裔与白种人而言，“重要他人”对他们而言并没有什么差异。（Giorfano et al. 1993；Juhasz 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