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经常引用民意调查。你怎么知道它们何时有用?一项从2006年7月底开始的、如今已声名狼藉的哈里斯民意调查指出,有50%的调查对象(2005年2月时,这一比例为36%)认为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你怎么解释这一现象?
实际上,很多民意调查中都问了这个问题。哈里斯民意调查能够提供很准确的信息,但它并没有分析更深入的背景。在马里兰大学国际政策态度项目的研究中,你会发现很多详细的信息。该项目的负责人史蒂芬·库尔指出,受访者中认为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比例仍然很稳定,即便是美国政府承认伊拉克没有这类武器的时候也是如此。我个人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与我们谈论的帝国主义有密切的联系。美国入侵了伊拉克。美国肯定不愿说,我们自己就是魔鬼,因此我们必须有一个理由以自圆其说。那么,美国出兵伊拉克的理由便是伊拉克真的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的,美国政府中的有些人对此作出了评论,但我宁愿相信迪克·切尼的话。
我发现,你并不乐于谈论所谓的以色列游说集团在美国的活动。长期以来,你说它是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因素,但不是决定性因素。你仍这么看吗?
我不愿谈论这个问题的部分原因是,人们大大低估了以色列游说集团的规模和影响力。比如讲述瑞秋·科里(美国和平活动家)经历的话剧,就在纽约和其他地方受到强烈抗议。其抗议不是因为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干涉,而是美国知识界和文化界的反应。
那是在纽约。
纽约和美国其他许多地方。纽约是抗议活动的一个中心。洛杉矶是另一个中心,波士顿也是。这基本上是美国知识界和文化界的行为,而不是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或反诽谤联盟的行为。你可以细心研读一下约翰·米尔斯海默和史蒂芬·沃尔特最近发表的关于以色列游说活动的论文。在文中,他们把游说活动定义为控制民意与态度的行为,以及引导民众支持以色列的侵略、暴力与其他政策的行为。根据他们两人的界定,游说行为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美国知识界和媒体。不过,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是不会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社论的。
你必须对更广泛的学术文化进行探讨。找到美国文化界开始强烈支持以色列的时间不太难,那是自1967年开始的。1967年以前,学术界对以色列充满了怀疑,要不就根本对它不感兴趣。但是,这一情况后来改变了。
在诺曼·波德霍雷茨1967年出版的《制造它》这本有点为自己打广告的书中,几乎没有提到以色列。12如今已经成为一家狂热而极端支持以色列的宣传工具的《评论》杂志,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直批评以色列,以至于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专门开办了独立的《中流》杂志作为阵地,表达以色列人的观点。让我们来看一看《异议》杂志。该杂志并不喜欢发表评论,但它对以色列暴行的支持的确让人震惊。它将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与我们在伊拉克的“不幸”相提并论,为“以色列在与黎巴嫩两败俱伤之后,仍没有实现其目标”而慨叹。13它可以被称为批评。但如果你看看1967年以前的情况,你会发现几乎没有关于以色列的报道。那时,为《异议》杂志写文章的人将犹太复国主义看做无聊的东西或某种另类的民族主义。
所以你认为,1967年7月之后,美国精英将以色列视为一支可以为我们所用的中东地区军事力量?
在美国政府看来,1967年的战争和以色列取得的巨大军事成功印证了之前的设想,你可以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其他计划制定机构中看到相关的情报记录。14反对“激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一个“合乎逻辑的推论”的意思是,独立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将使以色列成为近东地区唯一亲西方的强国”,因此以色列可以成为美国在该地区最可靠的基地。我引用的文献成文于1958年,那是美国—中东事务历史上至关重要的一个年份。以色列是唯一与美英合作干涉地区内事务(尤其是在黎巴嫩和约旦)的国家。具体而言,当英国支持的政府于1958年在巴格达被推翻后,以色列与美英两国一起阻止伊拉克民族主义威胁的扩散。15以色列也是唯一一个帮助美英走出困境的国家。它为这两国提供了飞越其领空等便利,进一步确定了美国国内早先提出的,将以色列视为盟友的建议。1948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曾指出,以色列有可能成为该地区继土耳其之后的第二大军事大国,它可以成为美国在该地区势力的支撑点。
直到1967年,这个目标才彻底实现。其中最主要的一环是纳赛尔被击败了。纳赛尔是世俗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象征与核心人物,美国政府一直对他所代表的势力颇为忌惮。一方面,纳赛尔正与沙特阿拉伯在也门打一场代理人战争,因此他被看做沙特阿拉伯王权的威胁,而沙特阿拉伯是美国在该地区最长久和最有价值的盟友,其原因在于那里有丰富的石油资源。
请记住,纵观整个历史,美国趋向于支持最极端的宗教激进主义组织,反对世俗的民族主义。因此,以色列打败纳赛尔,使世俗民族主义的威胁土崩瓦解。美国始终担忧,阿拉伯国家会使用地区内的财富为它们自己的人民服务,而不是为西方的财富和权力服务,那么执掌这些国家大权的那批无赖也就没办法顺手分一杯羹了。这才是最重大的威胁。是以色列铲除了这些威胁,使美以的联盟关系更加牢靠,并迅速促成了形势的转变。